华服务的应时之作。《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全书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厌恶之情，他首先指出日本人所谓的支那与日本“同文同种”论，是“错误的对支观念”。在他看来，日本人与支那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因此也就没有“亲善”的基础，“不研究支那人的民族性而与之讲什么亲善，就像和手里拿着针的人握手一样，是自讨苦吃”，接着，他分章全面地论述了他眼里的“支那民族性”。只要看看各章节的标题，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如“天命观”、“没法子”、“服大性”、“利己主义”、“侥幸心理”、“和平主义”、“非科学性”、“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变态心理”、“国家观念的缺乏”、“形式主义”、“保守性”、“面子”、“排外性”等等。例如，说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服大主义”，认为中国人一遇到难题，就喜欢说“没法子”，听天由命。他写道：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就觉得“没法子”，于是顺从屈服。这种心理，就产生服大主义。……直到昨天，还站在排日运动最前线的济南、满洲、上海，在成为日本军队的占领区后，他们家家户户都打起日本旗，来欢迎日本军队了。广州市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抗争的时候，曾经几次被两党占领，而广州市民，每次都扯起青天白日旗和红旗。这些事实，都暴露了他们的服大主义。
这种心理，现在都集中在他们排外运动的主要对象——日本身上。这对于我们自然危害重大。他们的排外运动，固然源于他们固有的排外性与优越感，但是为什么一直那么执拗地对日本继续推行而不知停止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只有他们的服大性才能解释。他们认为英美法诸国，都比自己强大，而日本则比自己弱小。
在这里，原惣兵卫无视中国人的“排日”抗日是日本侵华的必然结果，却说中国人排日是由于“服大”的心理所致。此处显然隐含着这样的逻辑——日本侵略中国不是中国人“排日”的原因，原因是在中国人眼里日本还不够“大”，而办法只有日本对中国显得更强更“大”，中国才能“服”，排日自然停止，家家户户都会打出日本旗来欢迎日本兵了。
原惣兵卫谈到中国人的“和平主义”，认为“支那民族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他们的自然的生活只要有保障，就不会过问谁来统治”。这种看法与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是一致的。然而，他却在另一章中大谈中国人的“残虐性”，他举出的例子有：中国人从小愿意看宰杀家畜，爱看杀人的场面，刑场上往往围满了观众，云云。而这一切例子，无非是要说明日本侵华士兵在中国被杀是由于中国人的这种“残虐性”——
有许多日本军人被支那军人杀死了。检查这些尸体，有许多被挖了眼睛，割了鼻子，切了耳朵的。也有些人的肚子被剖开，放些泥土进去，也有些人被捆绑了脚，倒挂在树上。
……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3）
在排日运动中，有“饥食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的标语。这不能仅仅认为是一种煽动。在他们内心深处，原来的确隐藏着残虐性。
读者不禁要问：中国人既“爱好和平”，为什么又要杀人？为什么对日本军人实施所谓“残虐”？原惣兵卫不从日本侵华这一本质角度看问题，却用他心目中的所谓“支那民族性”强作解释。他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是为了要说中国人懦弱，不喜欢打仗，没有国家观念，谁来统治都无所谓，日本人来统治当然也无所谓；又说中国人“残虐”，是为了说明日本军人在中国被杀，是出于中国人“对残虐本身抱着一种快感的”的“动物性”，却不提日本军人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又如何引起中国人的必然反抗。这样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实际上已经与“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没有多大关系了，他拿出来“解剖”的，不过是他那军国日本的强盗心理罢了。
加藤虎之亮在他的《支那的民族性》（东京：国民精神文化研究会1937）的序言中明确说明，之所以研究“支那民族性”，目的就在于服务日本侵华的现实。他写道：“如今皇军勇猛果敢地活跃于陆海空中，对傲慢不羁的支那给以膺惩，此次事变的原因，就在于南京政府为了营一己之私，以巧妙的手段投合支那的民族性，使十年来培养起来的侮日、排日、抗日结出恶果。支那的国民性究竟是怎样的？……正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兵法秘诀一样，彼我之间互相了解，是互相敬爱和亲的要谛。所以我相信现在我们来思考支那的国民性，并不是徒劳无益的事情。”他接着声称：相信“自己对蒋政权的不法非道的行为所怀有的敌忾心，并不在别人之下。但又恐怕出于义愤而〔对支那民族性〕过于贬斥，故努力平心静气，慎阿谀，戒迁怒，尽力把支那民族性正确地传达给青年诸君”。统观全书，不难看出加藤虎之亮在这里玩的不过是“此地无银”的把戏，是为自己的“支那民族性”论披上客观的外衣罢了。全书所论述的“支那民族性”，包括“自尊排他”、“乐生怕死”、“缺乏国家观念”、“尊文卑武”、“兴奋性”等，无不渗透了对中国人的偏见。
例如，关于“缺乏国家观念”，这是日本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通行看法。加藤虎之亮认为“支那人是利己的”。他说在中国，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群臣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的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就是‘民’，这就是支那的历史，也是现在支那人的思想。此点与皇国实在是天壤之别，因此需要极大的注意。”他还将中国与日本做了进一步对比，说：“皇国的臣与民没有差别，一生下来就是臣也就是民，在朝廷做官是臣，在野就是民这样的差别更是没有。臣就是民，民就是臣，这就是我们的国体。而支那却不同，臣与民有着截然的区别。我国是一君万民，他们是二君一民。民从来都是固定不变的，而君临他们的君是谁，都没有关系，民众只需要安稳的生活。”加藤的这些结论，显然是皮相之见。他把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一君万民”的固定不变看成是“国家观念”的体现，而不知中国的民众为了改朝换代的起义与革命，更是一种“国家观念”。实际上，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国家观念”，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在该书的“自尊排他”一章中，加藤又说：“汉族在黄河流域立国的时候，四周的诸民族在文化上远远劣于他，于是汉族就生起了非常的优越感，自称中华、中国、华夏，把四方的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呼为夷狄禽兽。所谓‘中’，是指位于世界的中央，考虑到适合于诸蛮来朝贡；所谓‘华’，就是文华的意思，就是自负其文化卓绝于世界；所谓‘夏’，可以训为‘大’，解释为国土广大……就是大国、强国，以文化优越自任的名称。”加藤的这些说法没错，但却暴露了他在逻辑上的先后矛盾，因为这些恰恰可以反过来证明，中国人是不“缺乏国家观念”的。加藤极力强调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这一命题，无非是为了用这一命题来解释当时的现实。以当时中国人的所谓“侮日、排日、抗日”，当然无法说明这是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的表现，但加藤却极力把这个归结为中国政府的煽动。在他看来，中国民众的抗日并非自发自觉的抗日，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将侮日、排日作为国策的基调”，是政府“实行抗日政策”的结果。而举出“自尊排他”，又是为了说明，“自尊心伴随着卑他心，特别来源于他们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竞争，阻止北方戎狄的南进，而自己却自由进出南方沃野。这种竞争的结果，不单单是自尊卑他，更是排外之心膨胀。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观念缺乏的他们，民族的结合心却很强。允许外国人设租界，是不屑与禽兽般的外国人共同生活，而把他们圈在一定的区域中栖息，这可以说是他们的主要意思。”然而谁都知道“租界”是外国列强入侵中国的一种方式，加藤对租界的设立作如此解释，不是无知便是偏见。重要的是，这些看法又与他所提出的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自相矛盾——面对外国势力的侵入，“自尊排他”，岂不是“国家观念”的一种表现吗？所谓“民族的结合心”，难道不是“国家观念”的基础吗？加藤在这里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矛盾和混乱，都是因为他要说明：中国人的“排日”和“抗日”是由“民族性”所决定的，“支那民族性”中天生地就“排外”，因而“排日”、“抗日”不是日本侵略的结果，而是由“支那民族性”所决定、所造成的！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4）
《这就是支那》书影加藤虎之亮的《支那的民族性》以客观公正自诩，而山崎百治的《这就是支那——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东京：栗田书店1941）又进一步打出了“科学”的幌子。实际上，此书却充满了对中国人的歧视、敌视与偏见，可以说是山崎百治所描绘的“丑陋的支那人”之大全。作为一个研究农业科学的农学博士，山崎百治在《这就是支那人》的写作上，别具一格地采用了自然科学著作的那种形式，即，每一章先分条罗列能够体现有关“支那人”某方面“民族性”的“事例”，然后是“摘要·考察·概括”，并在其中做出自己的结论。全书分两篇，第一篇是《现实中的支那民族性》，第二篇是《支那民族性的史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