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支那人就其社会性来看，不具备高度的“性格性”，故对于民族乃至国家的“性格性”不认同，对诚心诚意者不认同，不相信有什么信义的东西存在，因为有时日本未必都显示出高度的“性格性”，所以除汪派外，〔支那人〕基本上都不能认识日本的“性格性”，认识不到日本的诚意。……
第十，支那人在看破对方的合理性的打算方面过于敏锐，富于猜忌心。……尽管日本方面已付出努力，宣抚工作却举步维艰……
第十一，支那看似生命人却不是生命人，看似经济人却不是经济人。看似生命人却把生命视为鸿毛……看似经济人，却没有人吃嗟来之食；喜欢安居乐业，而能使他们安居乐业的宣抚工作的奏效程度〔如何〕，看看就明白了。
第十二，支那人比起生命人、经济人来，毋宁说是社会人。支那人娴于巧妙的社会技术，而且娴于利益性的社会技术。所以对货币经济生活很老到。抗战中，如果说支那方面取得了什么成果的话，那么比起武力战来还是谋略，是经济战，特别是通货战。什么“汇划制度”啦，什么“外国为替管理办法”啦，什么“地方金融机构改善办法”啦，什么“法币平衡资金的设置”啦，这其中虽然肯定有在支那的外国金融资本家的智慧及实际的帮助，但与武力战的寒碜比较起来，还算是新鲜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第82～92页）
在大谷看来，中国人都是些顾此失彼、歇斯底里、性格矛盾、妄自尊大、自暴自弃的人，而这些“支那国民性”对于“日满支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是“一个制约因素”，是一个“障碍”。“支那人”的这些性格“顽固而又可厌”，“以尊大性和民族意识为中核的支那人的内心组织的顽固性，实在不堪言喻”，但“顽固是顽固，支那人的世界观又并非固定不变……如果以百折不挠的意志，把支那人的心引导到日满支新秩序建设的方向，不是不可能”，所以他建议日本应该想方设法地完成“现代支那人性格的超克”。这恐怕也正是他的主要目的所在。
可见，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对所谓“支那国民性”的总结，是他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对中国人民抗战的观察之所得，尽管他提炼的一些事实还算是基本正确的，如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焕发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对最后胜利的乐观信念等，都是他不得不正视的事实，但他以一个侵略者的角度和眼光，对这些事实做了歪曲的、荒唐的解释，断言这是中国人尊大、非理性、自暴自弃、盲目乐观的“国民性”的表现。大谷把中国人的国民精神看成是“群的保身的散文的构造”，试图以此来解释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抗战行为，但他最终也不会理解、当然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作为“群的保身”的中国人，那么希望“安居乐业”的中国人，面对日本的侵略又会奋不顾身，却有着“与汝偕亡”、“吃了砒霜毒死老虎”的斗志，和日本进行所谓殊死的“彻底战”？！大谷只能把这些他不能理解的东西，归结为“散文的构造”，即认为中国人的性格不具备所谓“性格性”，即矛盾、混乱、不统一、非理性、歇斯底里等等。满脑子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思想的大谷孝太郎面对中国人民的决死抗战，在惊诧、困惑之中，只能做出如此皮相、荒谬的解释，这并不奇怪。
在该书的第三章《在大陆上的彻底战》中，大谷进一步运用他的这种“支那国民性理论”来解释侵华抗日战争。他惊诧于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卓绝，写道：“我国军人在谈到自己体验的时候，认为在我们的敌人中，支那兵最强，苏联兵次之，英国兵再次，澳洲兵又次，最后是印度兵，这是值得三思的。”大谷把战争分为“不彻底战”和“彻底战”两种类型，而把中日这场战争称为“彻底战”。他对“彻底战”和“不彻底战”的界定是：“‘不彻底战’是交战双方在共同的地盘上交战时，不放弃相互理解的关系，准备着谈判，战争行为是有限度的，并有履行承诺的精神准备；而‘彻底战’则是交战双方不共戴天，不能相互理解，即使相互理解也没有谈判的余地，战争行为没有克制，没有承诺也不履行承诺，一句话，是把敌方的精神人格作为对手的、完全不可预料的战争。”他认为在中国大陆上的这场战争就是“彻底战”，并把“彻底战”作为“蒋共支那在支那大陆和日本展开的一种特异的战争类型”，认为此种“彻底战”是“发自于支那人的世界观，支那人独特的世界观才是‘彻底战’的基础”。即“尊大”的心理和“信义”观念。为了自尊，为了信义，生命财产在所不惜；对不讲“信义”者，“支那人”厌恶至极，一旦对手逼上来，就会“歇斯底里、破罐子破摔的症状大发作”，鉴于这种国民性格，“支那人突入对日战争，以非人性的、物性的‘彻底战’应敌，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面对这种“彻底战”，大谷认为要改变这种“支那国民性”极不容易，而要“超克”这种“彻底战”，“所能够想出的办法有两条，第一，就是面对蒋共的‘彻底战’，我方亦挥泪以‘彻底战’应对之。要攻入重庆和昆明，‘彻底’地把蒋共歼灭。可以考虑的第二种办法，就是要把支那人认为日本没有信义道义的误解清除干净、予以根绝，以此把他们拉到信义道义的共同地盘上来，由‘彻底战’变为‘不彻底战’。”他强调不论使用哪种方法，都必须增强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实力。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支那国民性研究”（3）
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理论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正明显走向失败的1943年出笼的，因而书中处处流露出了对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恐惧和无可奈何的心态。他从战争现实中总结出的这些“支那国民性”，当然毫无学术价值可言，而且，与其说他总结的是“支那国民性”，倒不如说他很好地总结了日本的国民性。要问在侵华战场上“歇斯底里、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妄自尊大”的究竟是谁？历史早已经做出了回答。在日本败相毕露时，却扬言“攻入重庆和昆明，彻底地把蒋共歼灭”——岂不正是暴露了大谷孝太郎们的“歇斯底里”、“妄自尊大”吗？！
最后，还有一位名叫杉山平助（1895～1946）的文学评论家所写的《支那、支那人与日本》一书，也值得一提。杉山平助在七七事变后作为“笔部队”的成员被派往中国前线采访，这本书是杉山平助在华北各地观察采访而写成的随笔文集。其中，有一组文章题为《论支那人》，对中国人及其国民性问题的议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辱骂，集中代表了当时一些日本文人在目睹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后而产生的一种气急败坏的心态。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
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
在这种心态下，他“挖支那人的灵魂”的办法其实就是辱骂。他认为中国的古典和文化虽然伟大，但几经亡国，早已没落，体面和自豪丧失殆尽，“他们在性格中的某些地方含有高贵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却是怪癖的、变态的、阴暗的、受虐的”；“从总体上看，他们不过是一个老废的民族而已。我们所敬畏的古代支那人，和今天的支那人毫无相似之处”。杉山平助尤其对中国人的“自尊”感到难以忍受。他说：“支那人开口闭口轻蔑地说日本没有固有的文化，一切都是模仿的，是从自己的祖先这里传去的。然而，他们所引为骄傲的文化，不过是几千年前的人留下来的糟粕。”他写道：“像支那人那样，具有那么强烈的自尊心，除了惊叹之外没有办法。假如我们这样想：此次日本军队大振武威，打击他们，会使他们觉醒来，尊敬日本吧？可是这样想的话就大错特错了。”“在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今天，他们从心底里仍然顽固得很，深信自己和日本之类的国家比起来要优秀得多，所以从老妈子到下人仆从，尽管表面上恭顺，内心里是瞧不起日本人的。” “即使等到黄河水变清的时候，指望支那人从内心里向日本人屈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早一点看透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把中国人与日本的性格做了一番对比，说：“正直、性急、喜怒形于色的阳性的日本人，面对富有耐性、口是心非的阴性的支那人，在搞阴谋方面绝对会败给他们。在支那人眼里，日本人简直就是黄口孺儿”；“古典支那人的优秀的头脑，到了现代支那人就变成了可怕的罪恶”。杉山平助一方面认为日本人在智谋方面不是中国人的对手，提醒日本人小心，一方面又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他说：“最初我错把他们的性格看得坚硬，而后来我才明白事实上支那民族的动脉已经硬化了，是交织着老年的狡黠和冥顽的那种硬化。看起来是强硬处，实际上是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妨碍生命的癌变。”为此他提出，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性格，日本在战术上应避实就虚，既然“玩阴谋”玩不过中国人，那就在军事上狠狠打击他们；既然中国人不会从内心屈服，那就只有彻底战胜他们。他在该书前言中叫嚷：“抛弃优柔寡断的态度，转为积极的进攻。”
杉山平助并不是中国问题及“支那国民性”的研究者，而只是一个肆意放言的文学评论家。他在中国转了一圈后，被中国人民的英勇顽强的抗战所激怒，于是就有了上述的气急败坏的詈骂。但杉山在“支那国民性”的评论中颇有代表性，他的言论表明，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对“支那国民性”的“研究”，与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对“支那人”及其性格的詈骂，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