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要告知支那民众，此次事变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错误的政策而导致全面战争，其结果使支那的复兴中途夭折，并将蒙受失败的惨祸，寄希望于第三国的援助并长期抗战，其结果只能使支那陷于毁灭……
7．欧美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就是在他国寻找可乘之机，开分割支那之端绪，而永远破坏东亚和平。对此，要举出历史事实，让〔支那人〕有充分认识。
在第五章“宣传实施所应注意的事项”中写道：
1．对内宣传应当避免消极的悲观的态度，要给国民以信心，在不知不觉中充实国力以支持长期战争。
2．要注意对内自我宣传的东西不能直接用来对外宣传。
3．对于支那共产党的活跃、毒害等，要举出明确的事实加以宣传，但要提高警惕，注意不要直接刺激苏联，以防其亲支反日，促使其在远东增强军备。
4．对外宣传的时候要避免辩解的态度，要努力把我方的态度和客观的形式讲清楚。
5．对外宣传中，要区分对政府及有识阶级的宣传和对一般大众的宣传，并根据不同对象加以实施。
……
9．要取得对外文化团体、宗教团体、贸易人员等民间团体的支持；宣传的题目要尽可能简洁有力。
10．对于以前就对我方有理解的国家，要使其进一步加深对我方的理解，进而引导他们进行于我方有利的宣传。
11．对于以前对我方不关心的国家，要利用此次事变引导他们注意我方。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关于对支问题的对外宣传方针（3）
1938年，日本军队大举向中国内地推进，5月占领徐州，十月占领武汉。翌年3月，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份题为《武汉作战以及政府应采取的宣传方策》的报告，其中写道：
一、1月16日帝国政府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在汉口陷落后毫无改变，绝不与奉行抗日容共政策的国民政府举行和平谈判，这一点要更加彻底化。
二、即使蒋介石的没落的国民政府解体了，抗日容共势力的扑灭、扫匪工作、确保治安，也需要长期驻兵，要明白前面还有很大的困难需要克服。
三、本事变的目的在于日满支相互提携、打下东亚永久和平的基础，故除了消灭国民政府外，还要在物质精神两方面长期准备，排除外国力量干涉、倾注全力完成新支那建设的大业。因此，即使国民政府崩溃，时局也决不会缓和，我国民必须通观世界大势并对处之。为此，国民生活需要战时化，要特别强调扩大生产力、加强国防的必要性。
到了1939年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在上述“方策”和“纲要”的基础上，经试行和修改，又出台了更为全面和翔实的《关于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宣传方策大纲》。在第一部分《一般方针》中，使用了“东亚新秩序”这一概念；在《对外宣传》部分中，分别列出了对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苏联这几个重要国家的宣传口径；在《对支宣传》中，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新支那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之类更虚伪、更具欺骗性蛊惑性的名词，其中再次强调“为了扑灭国民政府，很有必要全面展开与武力战相并行的思想战、经济战作为整个战争的手段”。
除了接二连三地制定和发布这样的宣传大纲、宣传纲要之外，日本政府还在1939年2月19日至25日、1939年2月20日至25日、1940年2月19日至24日，先后三次在首相官邸举行秘密的“思想战讲习会”，每次都邀请军部和政府的情报宣传部门的官员，举办专题研讨讲座。其中，第一次共有二十二人演讲。据当代日本学者山中恒先生在《报纸！都来美化战争吧——战时国家情报机关史》（第519～521页，小学馆2001年）一书中记载，那次演讲者及演讲题目分别是：
横沟光辉：《国家和情报宣传》
藤泽亲雄：《日本精神和思想战》
安东义良：《国际思想战的状况》
矢野征记：《支那事变和国际形势》
高岛辰彦：《战争指导和思想战》
清水盛明：《战争和宣传》
多田督知：《日本战争论的梗概》
小川贯玺：《支那事变和美英》
雨宫巽：《支那的抗日思想战》
白冰宏：《间谍战的现状和防谍》
犬冢惟重：《关于世界主义的秘密结社》
富田健治：《思想战和警察》
清水重夫：《关于“人民战线”》
平野利：《思想犯罪的现状》
平田勋：《马克思主义的克服》
阿原谦藏：《学生思想问题》
小野秀雄：《思想战和新闻学》
绪方竹虎：《思想战和报纸》
小林一三：《思想战与电影、戏剧》
益田义一：《思想战和出版业》
岩水裕吉：《思想战和通信机关》
田村谦治郎：《电台广播在思想战中的机能》
第二次（1939年）有八人讲座，题目有《思想战的理论与实际》、《国际思想战的现状》、《支那事变与宣传》、《新支那建设的基调》等；第三次（1942年）有十三人演讲，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内阁情报部参与”菊池宽的《思想战与文艺》。
三、“思想战”、“宣传战”的全面展开
经过如此连续不断、大规模、深入的“思想战”动员，日本所有方面的宣传媒体及从事文化宣传的人员乃至一般国民，都被纳入了“思想宣传战”的大网中。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关于对支问题的对外宣传方针（4）
在中小学，日本通过种种方式和活动对中小学校学生进行战争宣传。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充分利用教科书，叫做“宣传教材化”，最典型的是教科书中以宣扬侵华军人为主题的“战时佳话”、“战时美谈”、“军国美谈”、“爱国美谈”之类的教材系列，旨在向学生介绍和宣传侵华日军的“英勇壮烈”。如1932年“上海事变”中的拿爆破筒炸开中国军队防御铁丝网而当场“阵亡”的“三勇士”，被称为“爆弹三勇士”、图24日本教科书中的《爆弹三勇士》插图
“肉弹三勇士”，被写入了当时的教科书，并配有插图，流传甚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省宣传班”编写了《满洲事变中的美谈佳话》、“教育总监部”编辑了《满洲事变军事美谈集》等，都被作为中学生的修身教科书。通过这样的宣传教育，使青少年从小就养成军国主义思想意识。
报纸记者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担当者，更是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思想宣传战的前沿。当时在朝日新闻社任职的上田正二郎，在《今后的报纸——战时下的报纸和读者的精神预期》（综文社1943年）一书中写道：
举国体制下，和平产业的各工厂，不论人还是机器，都埋头于军需生产。报社也应该从过去的梦中醒来，作为思想战的弹丸而活跃起来。报社和一般的工厂不同，只要报人的头脑转变过来，就能立刻为国家服务。全国的报社从前仅仅属于和平产业部门，如今这样的时代过去了。换言之，它是重要的军需工厂。早晨晚上发行的报纸作为思想战的弹丸，都有很大的作用。（《今后的报纸》第3页）
新闻媒体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从这样的认识高度来协力于侵略战争及其“思想宣传战”的。在这种氛围中，自七七事变后，日本各报社、电台和有关杂志社的记者们纷纷随军到中国前线采访，成为“从军记者”；派遣从军记者较多的报社有大阪朝日新闻社，东京朝日新闻社、读卖新闻社、同盟通信社等。究竟有多少新闻记者到了中国前线，目前还没有看到较为确实的统计数字。但从大阪·新闻之世界社1939年12月出版的《战争和从军记者》一书中可知，在七七事变后的三年中，在中国前线采访时“散华”（死亡）的记者就有二十五名，可知从军人数不在少数，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战场报道大都出自这些人之手。各大报纸每天都将中国战场的消息作为重要新闻刊登，有的报纸通篇充斥着鼓吹和煽动侵华战争的文章和歪曲中国真相的报道，极力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其中，鼓吹战争最卖力、影响最大的报纸就是有名的《东京朝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例如在七七事变期间，《东京朝日新闻》版面上天天充斥着这样的标题——
“支那方面态度强硬，现场谈判破裂”（7月9日）
“日中全面冲突的危机！蒋介石向中央四个师、全部飞行队下达进攻命令”（7月11日）
“南京政府无和平之意！”（7月16日）
“南京政府依然强硬不逊！”“皇军打响膺惩之战！”（7月21日）
“陆空猛击，支那方面溃败”（7月22日）
“冀察全无诚意，迫使日方独自行动，期限在近日正午！”（7月28日）
“皇军终于发兵膺惩”（7月29日）
“天津方面正在激战中”（7月30日）
“膺惩进击，猛威发挥，北平三千人武装被解除，皇军占领长辛店”（7月31日）
除了正常的版面外，这些报纸还根据战场上的情况，随时刊出“号外”。可以说，一般日本国民就是主要靠看报纸，来了解和把握战争情况的。这些记者及其报道的战争狂热、蓄意煽动，对日本国民起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
在文学艺术界，一批批的作家在政府的组织下，组成所谓“笔部队”，到中国观战、采访，并以报告文学、小说、诗歌、随笔等各种文学形式，协力侵华战争，美其名曰“文学报国”。（参见王向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