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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满洲铁道调查课（科）”。该调查课的历史最长，在满铁成立后该课便建立起来，是满铁最重要的情报机构。情报调查的范围包括中国政治、经济贸易、矿产资源、植物等农业资源、中国东北地区的气候、土壤等各个方面，并编辑出版了相关的“研究志”、“统计年报”等资料。还编辑了连续出版物《パンフレト》，共出版到第75号，每号都是一个专题，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问题（如第38号是《中国国民党的思想根据》）、经济贸易问题（如39号《各国的对支投资机构》）、金融问题、铁路交通问题、农业资源问题等等。还出版了《俄属远东的矿产》、《露亚经济调查丛书》、《满洲产业统计》、《满洲产业丛书》等多种丛书。
二、“南满洲铁道调查部”。其前身是上述的“南满洲铁道调查课”，约成立于1938年，在调查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华情报搜集与研究，出版《满洲经济年报》、《支那经济年报》、《苏联政治经济丛书》等连续出版物。该调查部还下设一些“调查室”、“调查课”、“调查班”、“事务所”等分支机构，特别是设在天津的“南满洲铁道天津事务所调查课”非常活跃，在1936年至1938年间，出版了《北支经济资料》共三十九辑。
三、“东亚经济调查局”。该局是1908年11月由东京满铁支社设立，主要任务是研究西洋各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及其殖民政策、社会经济等问题，并对外宣传日本的“满洲政策”，不仅为“满铁”，也为日本政府提供参考资料。从1915年起，出版《经济资料》一百八十多册，其他小册子和丛书一百数十种，还从1828年出版《东亚》（后改名为《新亚细亚》）月刊。
四、“满铁”除了在本部设立调查机构外，还根据需要在中国一些重要城市或交通重镇设立调查所、调查课、事务所或派出所之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南满洲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和“南满洲铁道天津事务所调查室”。前者简称“哈调”，以搜集苏联的情报为重点，并雇佣或收买几十名白俄与中国的特约情报员为其服务，同时，“哈调”还大量翻译出版俄文图书，出版了《俄国经济丛书》、《工农俄国研究丛书》等；后者“南满洲铁道天津事务所调查室”设在天津。重点是研究和搜集华北地区的情报，从1936年至1938年，连续出版《北支经济资料》共三十多辑，出版《北支经济提要》共五期。
五、“南满洲铁道北支事务调查所”。重点搜集和研究华北地区的有关情报资料，在1938年至1939年间，出版《北支调查资料》十二辑。
六、“南满洲铁道北满经济调查所”，地点设在哈尔滨。截至1938年，连续编辑出版《北满经济资料》共一百零五期，另编辑出版《北满经济情报》、《北经调查刊行书》等期刊。
七、“南满洲铁道东亚经济调查局”，是“满铁”专门从事对东南亚各国、印度等进行调查研究和情报搜集的机构，调查内容十分广泛，尤其注重对亚洲华侨问题、西方各国殖民统治问题的研究，并在1942年至1943年间出版《新亚细亚》丛书，包括《大东亚的资源与经营》、《南方亚细亚的文化》、《南方亚细亚的民族和社会》、《西南亚细亚的历史和文化》、《南方民族运动》等书。
八、“南满洲铁道教育研究所”，该研究所成立于1934年，出版《研究要报》十二辑，主要研究日本如何在满洲开办学校、实施教育的问题。
九、“南满洲铁道经济调查会”，该机构成立于1932年，出版《满洲经济年报》、《经调资料》《苏联研究资料》等各种资料文献。其中，《经调资料》出版一百二十多期，内容不仅仅涉及经济，也涉及政治、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例如《经调资料》第一百二十六号就发表了《支那赤色势力的现阶段》。
十、“南满洲铁道产业部调查室”，该调查室从1936年开始出版《产业调查资料》，到1939年前后共出版六十编。
十一、“南满洲铁道庶务部调查课”，该调查课（科）大力收集中国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经济情报。如政府公报、重要新闻等，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政府公报重要纪事索引目录》、《民众政治经济事情》等。
在我国东北地区，除了“满铁”的有关机构之外，还有几个日本的情报机构与组织也较为活跃。如“满洲国通信社”、“满洲日日新闻社”和“满洲事情案内所”、“满蒙资料协会”、“北满经济调查所”等。前两者是以报纸为依托的情报机构，名义上是“满洲国政府”所辖，实际上完全为日本人所控制，并用日文出版了不少有关东北地区的情报资料。“满洲日日新闻社”从1935年起出版“满洲年鉴”，“满洲国通信社”则出版《满洲国开拓年鉴》、《满洲国现势》等。“满洲事情案内所”1935年设在“新京”（长春），对东北及华北地区的经济、政治、地理、商贸、边境等问题都做了大量情报搜集，出版过《北支那事情》、《满洲经济地图》、《日本人在满洲主要城市的大量增加所带来的新京跃进景象》、《满蒙支边境事情》等书籍。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其他形形色色的对华情报组织（1）
除上述的“东亚同文会”、“满铁调查部”这样大规模的情报组织机构外，还有一些带有“东亚”、“大东亚”字样的情报组织也较为重要，如“东亚经济调查局”、“东亚研究会”、“东亚调查会”、“东亚研究所”等。许多机构都是在日本外务省颁布所谓《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之后，依靠政府的资助和支持兴办起来的。
首先是“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4年5月创立，地点在北京东城东厂胡同。
1924年，日本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决定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图书馆，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为此先设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由日本和中国两方的委员组成。日本方面有服部宇之吉、大河内正敏、大内畅三、太田为吉、狩野直喜、山崎直方、濑川浅之进等八名委员，中方有汤中、王树柟、王式通、贾思绂、江庸、胡敦复、郑贞文、梁鸿志、杨策等十一名委员。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东方文化事业上海委员会”，日本方面有河内正敏等八名委员，中国方面有秦汾等九名委员。但1928年“济南事件”爆发，在北京和上海的中方委员均宣布退出委员会，实际上全部由日方独立运作。该委员会于昭和六年在上海成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地点位于法租界祁齐路320号，研究所所长是新城新藏，研究人员有一百三十二名，主要研究成果发表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从1937年（昭和十二年）5月开始到1941年12月，“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连续以日语编辑出版了三十一号（期）《中国文化情报》。头三号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但第四期以后，“研究”的范围却涉及除自然科学以外的广大的文化领域，这个研究所虽然名义上是“自然科学研究所”，但除了中国的自然科学情报外，对一般的文化情报更为关心，并形成了搜集和整理中国文化界的动向和情报这一主要特色。具体地说——
第四号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支那事变中文化界的动势、特别是中国报纸所报道的教育界的消息》，对所谓“支那事变”（七七事变）后中国文化界的走势做了把摸。
在第五号之后，连续刊载《中国各大学、学院及专科学校的现状》，《教育及一般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动静》等，特别是后者，将中国教育及文化界知名人士（也包含在华从事文化活动的日本人）的职衔等拉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共连载十七次。
第六号中的题为《事变后的研究及一般的文化机关》的文章，长达五十八页，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包括研究院所、学会、博物馆、图书馆、大学中的研究生院等，都做了详细的资料调查和罗列，到了第八号则刊出续篇，分不同的地区对中国的研究机关及其他文化机关进行调查分析。
在第九号中有一篇题为《作为蒋政权的宣传机构的出版界现状》，对上海、武汉、广州、香港、桂林、成都及重庆、长沙、西安、兰州等地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出版情况做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
在第十号上刊登了《现住上海的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录》，将二百五六十位人士的姓名、性别、籍贯、职衔、著作及主要活动业绩等，一一做了介绍。
在第十一号和第十三号连载的题为《中支的日语教育及设施概况》的文章，对上海、南京、苏州、常州、松江、青浦、嘉定、昆山、无锡、吴江、丹徒、句容、金坛、太仓、江都（扬州）等地区的日语专修学校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整理介绍。第十三号上还有《蒋政权下在内地出版的“救亡新书”》，并把这些书分五类胪列，其中包括“主张抗日抗战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