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外经贸委（现商务局）等行政力量的支持下，将合作了6年的大股东——香港嘉利来公司更换为香港美邦公司（股东为董平、赵越，后转给国洪起）。为此，香港嘉利来公司向原外经贸部提起行政复议，并向纪检部门举报此案涉及公务人员合谋诈骗。原外经贸部（现商务部）经过审议，下达了一份《行政复议决定书》，要求北京原外经贸委撤销同意二商集团更换大股东的批复。但北京原外经贸委拒不执行中央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反而由二商集团将原外经贸部诉至北京二中院，一审结果是商务部败诉……
由于穆军等人不屈不挠地“喊冤”，引起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领导的重视，并引发了包括《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媒体的报道热潮，此案也从一场经济纠纷上升到地方政府官员挑战中央部委权威的政治高度。
《性格企业家》 第三部《性格企业家》 末路英雄（7）
但对此事件也有不同的声音。据一位对国洪起案长期关注、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介绍，嘉利来事件“说白了是多个利益主体之间为争夺一块肥肉而发生的战争，谁对谁错应该由司法机关来判断，而不是媒体来下结论”。他说：“嘉利来的股份是别人兜售给国洪起的，如果它是偷来的或抢来的，国洪起最多只是收赃而已。”
上述人士曾长期跟踪观察国洪起其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比较知根知底。此人对前一段媒体的许多报道充满了愤慨，认为大部分报道严重失实。他说：“有些媒体泡制了诸如‘中央政法委督办的25件大案国洪起独占两宗’之类的新闻，这说明他们连基本法律常识都不懂。中央政法委凭什么介入？国洪起又不是国家机关高层人员，他连居委会小组长都没当过。我曾亲自询问过中央政法委负责执法督察的一位处长，他一头雾水，问国洪起是谁？”而据记者向有关部门证实，中央纪委的确曾经接到国洪起的相关材料，也曾把材料转给了公安部门，但完全谈不上“正式督办”。
也曾听到过国洪起“黑白两道通吃”的传闻：河北省唐山市一个与他有合作关系的“贪官”，“因为不太听话”，被国叫人绑架了两次，吓唬了他几下，后来又把这个人给放了；在2004年1月6日晚，北京市一个区人民检察院传讯了国洪起等人，随后他很快就消失了，据传这是因为他与一些政府官员关系密切，而他在江苏省受到的“礼遇”同样是由于这些人脉关系发挥了作用……
对这些说法，上述观察人士觉得很好笑：“什么黑道白道？国洪起根本没有道。他不讲信誉，非常抠门，无论交朋友还是做生意都是如此。别人做生意是交朋友，而他做生意是树敌人。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孤家寡人，他没有朋友、没有团队，现在搞成这样了，几乎没有人去帮他。”但他同时认为，虽然国洪起干了很多投机的事情，其中也有不法行为，“但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好人，现在进了监狱，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他身上”。而据记者对曾经办过此案的人员证实，在办案过程中他们根本没有遇到过什么阻力。
在上海金三元烂尾楼转让一案中，国洪起等人被指责妨碍了司法公正。但有曾在上海金三元投资公司任职的人介绍，该公司在上海浦东拥有一栋2万多平方米的烂尾楼——新律大厦，经人介绍，国洪起买了烂尾楼，但订了合同后却拿不出钱来支付。介绍人只得又另找买家。几给周折，上海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宝红把它买了下来，但双方在不久之后便产生了纠纷。
据《国际金融报》等媒体的报道，望源房地产公司和金三元公司签订了新律大厦的项目转让协议，约定金三元公司将新律大厦在建项目转让给望源公司，转让价格为3350万元。同时，望源公司向金三元公司出具书面承诺，承诺支付金三元为收购新律大厦所代付的2040万元中介等费用。但在支付了3350万元后，望源公司以金三元公司没有向其提供为收购该项目而代付的相关凭证为由，拒绝支付2040万元中介费。
而曾在金三元公司任职的人却有另外一种说法：双方谈定的价格是5000多万，但为了避税，于是把总价拆成两块支付。但交完了第一部分款项并把大厦过户到季宝红名下之后，季却拒绝支付“桌面底下签订的另外一份合同的款项”。于是金三元公司把望源房地产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支付2040万元中介费并交纳相应的滞纳金和违约金，但法院只采纳了滞纳金的要求，没有支持违约金的要求。
为这笔中介费的合法性，以及有关二审审判程序的合法性上，双方展开了长时间的较量。望源房地产公司在上海高院二审时败诉，随后抗诉到检察院，上海市纪委也开始介入，但最终以检察院主动撤回抗诉告终。
其间，上海有媒体报道此案时暗示“以涉嫌金融诈骗而备受关注的国洪起”可能染指了这个官司。上述人士却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在此出大戏中，与拥有强大能量的季宝红角力的真正“主角”另有其人，并不是国。国洪起除了曾签过一份并未履行的合同外，与此纠纷毫不相干。
对于国洪起涉嫌套走广东证券20个亿国债回购资金一事，记者通过有关渠道了解到，此事远远不像现在一些媒体报道的那么简单，后面可能涉及到广东省某家银行多达300亿资金的问题。在采访过程中，曾有人指出，仅凭国洪起和吴克夫、饶金良（广东证券北京市长春桥路营业部负责人）等人，是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的。
而据有关专家分析，几年以前关于国债回购如何定性的问题还有很大争议。而在国外某些地方，这种由于制度缺隙引发的损失，应由国家“埋单”，当事人往往无罪。
2005年11月6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对外宣布，鉴于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严重违法违规经营，对其作出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决定。当然，此事的最终真相，以及国洪起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及其“戏份儿”，还有待于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性格企业家》 第三部《性格企业家》 末路英雄（8）
复杂性格：算计别人还是被人算计
在国洪起的相关户籍资料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信息：生于1958年9月23日，籍贯在山东省济宁市，家庭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小黄庄前街10条1号内65号，文化程度为初中，职业类别为“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身高为176厘米。
有接近过国洪起的人介绍，他出生于北京一个底层的市民家庭，父母都是工人，父亲死得很早，母亲叫冯秀荣，现在已经80多岁了。国洪起其貌不扬，外形清瘦，很内向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为人很客气，说话声音有点儿“公鸭嗓”。虽然读书不多，但他“很有一点儿小聪明”，尤其对数字特别敏感。
国洪起有一个弟弟叫国洪新，性格与他完全不一样，为人忠厚老实。另外国还有一个妹妹，是残疾。
因为家庭出身很苦，所以国洪起很小便开始到社会上“混生活”。有信息说，国洪起在1980年就因诈骗建设银行贷款而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在北京倒卖进口大件商品指标，赚了一些钱后，开始雇人在进口商品供应点收购商品指标，然后转手倒卖赚取差价。也有消息称，国洪起曾经从事“切汇”，靠倒卖外汇赚钱。后来，国洪起在北京后海开了当时京城最大的一家歌舞厅——文苑歌舞厅。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国洪起开始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炒股票非常有脑子，判断非常准确”，所以很多营业厅都争着让他去开户，他本人也迅速积累了多达几千万的财富。
有人戏称，国洪起的历史是一部“被共产党专政的历史”——倒腾外汇时被抓过，开娱乐场所被抓过，炒股票期货时被抓过，现在做国债回购又被抓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像国洪起这样“一无所有却胆大包天”的草民，往往能挣到大钱。
当时的国洪起，对炒股以外的其他行当相当谨慎。他曾对周围的人说过：“我不想做实业，因为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有人劝他投资当时很热门的房地产，他却说：“做房地产不但要和内部人打交道，而且要与政府机关打交道，不像我做股票，只要敲敲键盘就行了——我挣谁的钱不知道，我赔给谁的钱也不知道。”
接近国洪起的人介绍，阔起来的国洪起开始学会摆谱，喜欢穿名牌衣服买名牌车，并且与很多漂亮女人有过密切关系。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以投机起家、甚至有诈骗巨额资金之嫌的人，并没有像其他类似经历的人一样，把财富偷偷转往国外，最后办好护照悄悄走人。
让人惊讶的是，在国洪起身上竟呈现出如此复杂多样、甚至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他既很自卑又过分自傲；他既很低调又常常自以为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他既很会算计别人又很容易上别人的当……
曾经喜欢独自一个人“敲敲键盘”赚钱的国洪起，也许是因为内心深处那种想出人投地的巨大冲动的诱使，他开始大张旗鼓地扩张自己的“版图”——从北京到山东、河北、广东甚至香港等地，从金融到房地产、建材、化工等行业，国洪起陆续成立或控制了50家以上的公司。更让人难以理喻的是，他把大部分靠“智力劳动”赚来的钱去创办实业，而有些投资在5年甚至10年之内都是很难收回的。比如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九九集团，曾是全国最大的酒精企业。该公司总投资10多亿元，员工近2000人，产品涉及工业、农业、畜牧业、商业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在2002年底，国洪起雄心勃勃地宣称：九九集团要实现“百亿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