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小部分流亡者开始，威尼斯人培育了自己的城市文化。每一个岛屿教区成为一个社区。他们面朝大海，背靠波河河口，练就了各种生存技能，成为渔猎、贸易和航海等方面的专家。
起初，威尼斯向外扩张的动力来自于和拜占庭的密切联系。与这座伟大城市的密切联系使其对获取地中海东部地区城市黎凡特的财富享有近水楼台之利，而当时的大多数欧洲城市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后来，威尼斯人对帝国限制其活动的做法感到恼怒，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决定自谋出路，于公元1000年左右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共和国。
实质上，威尼斯是一个选举产生的寡头统治共和国，它的运作更多地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利用一切便利到任何可以获利的地方进行贸易。普兰：前引书，第103页。威尼斯人因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私自利而闻名。当大部分基督教世界忙于残酷的武装争斗之时，威尼斯人在与穆斯林进行商贸往来。公元1204年，威尼斯人充分利用十字军占领拜占庭的机会，进一步加强他们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控制。弗雷德里克·C莱恩（Frederic CLane）：《海上王国威尼斯》（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3，第93页。威尼斯的船队最终不仅控制了欧洲与阿拉伯世界的贸易往来，而且还频繁地通过伊斯兰和犹太中间人，控制着欧洲与印度、南亚和中国的贸易。
威尼斯人不仅仅满足于充当中间人或金融家的作用，他们还建设了精心设计的生产基地，进一步加强城市经济。在“工业区”这个特定的概念在西方其他地方尚未普及之时，威尼斯人把他们的社区按照功能进行了划分，有专门的居住社区和造船、军需品和玻璃制造社区。到公元14世纪，从事各种工业的人数超过16万人，威尼斯不仅成为西方世界的贸易商和银行家，而且还是西方的生产车间。芒福德：前引书，第321～323页；布罗代尔：前引书，第135～136页；莱恩：前引书，第165页。
到16世纪早期，商业和工业的结合使威尼斯变成了欧洲最富有的城市。布罗代尔：前引书，第120、124～127页；阿尔伯特·埃迪斯、爱德华·L格莱泽（Alberto Ades and Edward LGlaeser）：《贸易与流通：城市巨人解读》（Trade and Circuses：Explaining Urban Giants），载于《经济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110卷，1995年第1期，第220页。更为突出的是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兼容并蓄的特点。这一时期，多数欧洲城市由于对外来者不能容忍并施加暴力而显得晦涩无光，威尼斯却成为外国人“相对安全的天堂”。布罗代尔：前引书，第132页。来自德国的商人、黎凡特的犹太人和希腊基督教徒以及其他外来者云集威尼斯的大街小巷，把他们的商品、理念和技术带到了这个城市。布罗代尔：前引书，第30、132页。
佛罗伦萨与现代城市政治的兴起
其他意大利的城市与威尼斯展开竞争，角逐金钱、人才和工业的霸主地位。佛罗伦萨从金融到纺织品贸易等领域向威尼斯发起全面挑战。热那亚人与其争夺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支配权。普拉托等小城市则将专注于掌控专业工业部门。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美第奇家族的佛罗伦萨》（Medicean Florence），选自《大城市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s of the Great Cities），第105～108页；富马加利：前引书，第91页。
在管理手段上，各城邦有所不同，但时常带有专制性质。相互竞争的小集团，如行会、商人、贵族和牧师，为取得城市的控制权而斗争，一派推翻另一派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与帝国时期和古希腊城邦的市民会议截然不同的是，城市拥有最高权威，是所有政治决定制定的基础。城市法规的制定服务于城市的经济利益或者是其最有权势的居民，尤其是关于商业方面的规则，即使是这些规则违反了教会法规的传统观念。弗兰克·J 柯帕（Frank JCoppa）：《前工业城市》（The Preindustrial City），选自《转变中的城市》（Cities in Transition），第40～41页。
在这种经常充满争议的环境当中，清晰的现代版的城市政治浮出水面。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可以说是现代城市政治老板的鼻祖。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权力基础在于他们有能力向家族内部成员和城市平民普遍地给予施舍。他们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美第奇家族的主要目标不是弘扬信仰或者是创建一个强大的帝国，而是为自己和他们的城市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章 欧洲的城市复兴（3）
据一些现代人的估计，整个意大利北部城市居民的富足程度已超过古典罗马。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伟大的转变：当代的政治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44，第45页；塞西尔·费尔菲尔德·拉维尔（Cecil Fairfield Lavell）：《意大利城市》（Italian Cities），纽约州肖托夸，肖托夸出版社，1905，第115页。尼科罗·德罗西是公元14世纪在博洛尼亚学习法律的一名贵族，他对那个时代赤裸裸的物质精神领悟颇深：
金钱造就了人类，
金钱使蠢才成为智者，
金钱是购买罪恶的宝库，
金钱使人懂得炫耀。马提尼斯：前引书，第83页。
帝国城市征服城邦
这种玩世不恭之中潜伏着意大利城邦的致命弱点。当意大利城市变得更加富有时，它们逐渐丧失了城市崛起的坚固基础——城市的内部凝聚力和强烈的市民精神。它们已经和教会主导的中世纪割裂开来，并开始丧失古典的美德意识和道德凝聚力。早在公元14 世纪，但丁就曾警告说，“盲目的贪婪”将毁灭它们：
一班暴发户的突然富有，
佛罗伦萨呀！使你的城里生出骄傲和放荡，
因此早已使你挥泪了！但丁（Dante）：《神曲·地狱》（The Divine edy：Inferno），约翰·D辛克莱译，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第209页。
到了但丁的那个时代，许多声名显赫的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从他们的先辈那里继承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寻求更加高额的回报，并且轻蔑劳动，其财富不是花在田园地产上面，就是在城市以外进行冒险投资。马提尼斯：前引书，第169～172页。随着资金流向别处，以前生活舒适的手工业者逐渐沦落成无产者。由于仅存的工厂主将他们的工作转包给了乡下或外国没有组织的农民，原有的行会组织土崩瓦解。柯帕：前引书，第42页。
这些内部问题削弱了城邦，此时，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刺激下，新的帝国中心再度崛起。到了17世纪，像伦敦、里斯本、马德里、巴黎、维也纳等城市日渐成为城邦霸权的挑战者。其他更加普通的首都，如柏林、艾蒂安·弗郎奈瓦（Etienne Francois）：《16至18世纪德国城市网络：文化和人口统计》（The German Urban Network Between the Six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Cultural and Demographic Indicators），选自《历史上的城市化》（Urbanization in History），第84～100页；亚历山德拉·里奇（Alexandra Richie）：《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Fausts Metropolis：A History of Berlin），纽约，加洛尔和格拉夫出版公司，1998，第3、22～24页；贾尔·麦克多诺（Giles MacDonogh）：《柏林：历史、建筑与社会映象》（Berlin：A Portrait of Its History；Architecture and Society），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8，第40页。哥本哈根和华沙，也开始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芒福德：前引书，第355页。
像以前的苏美尔、腓尼基和希腊城邦一样，意大利独立的自治城市没有能力与汲取更广泛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城市中心相抗争，此情况在他们失去了道德凝聚力之时更显突出。这正是其衰败的原因。虽不乏艺术和商业天才，但意大利人缺乏可与新的挑战者相抗衡的集体意志力。
如果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能够统一，它将拥有1300万人口，其人口数量仅次于法国，超过西班牙人口一半以上。但是意大利的统治者缺乏明智的自我保全意识，这对于联合起来对抗外敌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如同马基雅弗利在16世纪初指出的那样，他们“只考虑如何逃脱而非进行自我防御”。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君主论》（The Prince），路易吉·里奇译，纽约，门特出版社，1952，第119页。
随时间的推移，城邦也缺少人力来保护其贸易生命线和海外财产，最终连自身的独立也无法维持。早在公元13世纪，威尼斯不得不大量依靠希腊人和加泰罗尼亚人来补充其舰队。莱恩：前引书，第177页。文艺复兴期间对欧洲造成严重破坏的瘟疫对人口稠密、依靠贸易的意大利城市影响尤为严重。从公元14 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米兰、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人口几乎减半。提尼斯：前引书，第169页；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170～171页；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Ⅱ；vol1），思安·雷诺兹译，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72，第334～336页。
与依托于广大的农业腹地的城市相比，这些城市从瘟疫中恢复过来的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