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书，第295～298、439～442页；雷蒙德：前引书，第210页；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阿拉伯世界以及国际体系的城市化》（Urban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选自《发展中世界的城市变迁》（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ing World），第25页。
然而到后来，却形成了两个开罗。一个受到了欧洲的巨大影响，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商业氛围和世俗色彩浓厚的大都市。另一个却停滞不前，紧紧地受到穆斯林社会与宗教传统的束缚。一位19世纪后期的观察家评价说：“开罗就如同一个破成两半的花瓶，两部分永远无法对接在一起。”比安卡：前引书，第170～171页；雷蒙德：前引书，第318页；阿布…卢格霍德：《开罗》，第98～99页。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都经历过同样的分裂：成为一个西化的现代大都市和更加贫困与传统的都市的复合体。在这里，难以言表的贫困、肮脏和疾病与巨大的财富和特权共生。此外，许多伊斯兰和其他传统道德体系施加的约束不再发挥作用。甚至主要的殖民主义者也常常对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和物质现实感到吃惊。例如，18世纪的帝国主义者罗伯特·克莱夫把加尔各答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地方”——到处是贫民窟、犯罪、半奴隶关系以及普遍的腐败。马太·多甘、约翰·卡萨达（Mattei Dogan and John Kasarda）：《导论：大城市比较》（Introduction： paring Giant Cities），选自《大都市时代》第二卷《大型城市》，（The Metropolis Era；Megacities），第23页。
现代大都市第十六章 后殖民时代的窘境（3）
也许，没有一个城市像崛起中的中国工业首都上海那样遭受更大的辱名。1900年，上海人口只有37万人，而北京的居民人数超过100万人。到了1937年，上海居民数超过350万人，是帝国首都人口的两倍。艾尔弗雷德·克罗夫茨、帕西·布坎南（Alfred Crofts and Percy Buchanan）：《远东历史》（A History of the Far East），纽约，朗文格林出版公司，1958，第142～152页；欣兹：前引书，第18页；陈祥明（Xiangming Chen）：《中国大城市和城市等级》（Giant Cities and the Urban Hierarchy of China），见马太·多甘和约翰·卡萨达《大都市时代》第一卷《大城市林立的世界》（A World of Giant Cities： The Metropolis Era），加利福尼亚纽伯里公园，塞奇出版社，1989，第230～232页。上海除了是欧洲人繁华的商业中心之外，它也因滋生黑社会帮派、贩毒和妓院而闻名于世。一位牧师曾经这样说：“如果上帝让上海长期存在下去，他就得向撒旦和蛾摩拉蛾摩拉，《圣经》中因居民罪恶深重被神毁灭的古城。译者注。道歉。” 墨菲：《作为变革中心的城市》，第55～61页；斯德拉·董（Stella Dong）：《上海：一个堕落城市的沉浮》（Shanghai： 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2000，第1页。
*“太平的日子”
20世纪50、60年代，殖民统治的结束给城市新的掌权者出了一道难题。他们继承下来的是一个受欧洲影响的“城市缩影”，既有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又有难以改变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接受过欧洲教育的一小部分社会精英与庞大的继续着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普通大众共同生活在一起。
最初，人们希望这些城市能够作为重要的现代化中心成长起来，同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复兴方面成为人们引以为荣的象征。用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的话说，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地区的城市来说，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太平的日子”。阿布…卢格霍德：《阿拉伯世界的城市化》，第190页。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领导来说也是如此。
许多情况下，接受过欧洲教育的当地社会精英搬进了以前欧洲人居住过的优雅的住处。为了使他们的城市能与欧洲和北美的城市进行竞争，他们通常牢牢地控制了城市的主要企业，并同时扩大他们的政府官僚机构。
新的巨大的发展前景使这些城市不仅吸引了大企业家和职业精英进驻城市，同时还有日益增加的由无家可归的农民、小城镇工匠组成的移居者。在殖民者统治时期，孟买、加尔各答、德里、拉合尔、拉各斯、开罗和马尼拉等城市的规模增长了数倍。例如，1941年孟买的人口不足150万人，到20世纪末达到1500万人。《1996年世界人口状况》（The State of Worlds Population，1996）；阿兰·RA杰奎明（Alain R A Jacquemin）：《城市发展与第三世界的新城镇：新孟买的经验》（Urban Development and New Towns in the Third World： Lessons from the New Bombay Experience），英国奥尔德肖特，阿什盖特出版社，1999，第5页。
城市历史的致命断裂
很多情况之下，城市的巨大扩展并没有促成财富和权利的相应增加。城市的如此发展代表着城市历史悲剧性的致命断层。无论在希腊…罗马世界、中国或穆斯林帝国时代、意大利城市复兴时期，还是在北欧的工业化时代，大城市的发展往往是由于经济和政治财富的加速增长促成的结果。
当人们迁入规模正在扩大的城市时，他们要么能够在扩张的工业中找到工作，要么从帝国的征服者那里得到少许施舍。相反，当今世界许多大城市在持续的经济停滞和社会政治功能失常中变得更加庞大。如一位分析家所说，在更多情形之下，这些城市区域已经丧失了“它们作为现代化和历史发展发动机的功能”。
表面上看，许多这样的城市依然保留着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西方特征。城市里有数量可观的跨国公司的办公大楼、一流的酒店和优雅的住宅区。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这类城市依然深陷发育不完善的泥潭，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命运由欧美和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的大公司控制。罗伯特·B波特（Robert B Potter）：《城市、集中、分裂和第三世界发展》（Cities； Convergence； Divergence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选自罗伯特·B波特和阿德莫拉· T沙罗（Robert B Potter and Ademola T Salau）编《第三世界的城市和发展》（Citi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伦敦，曼塞尔出版社，1990，第1～2页。
由于缺乏可依赖的经济动力推动其发展，这些城市地区常常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用来维持最基本的城市基础设施，更谈不上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整个发展中国家有30％到50％的城市垃圾无人收集，洁净的城市用水短缺已经司空见惯，致命的空气污染与许多欧洲和北美国家拥挤的城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擅自占住者城市的兴起
21世纪早期，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有6亿城市居民挣扎在擅自占用的居住区（对其称呼名目不同，如城市平民区、简陋棚户区、贫民窟、贫民区、棚屋区等）。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贫民居住区占发展中国家城市新增面积的一半以上。这些居民将微薄收入的3/4用于购买食物，许多贫民窟居民生活在主流经济的边缘。贾尼斯·E珀尔曼（Janice E Perlman）：《边缘神话：里约热内卢的城市贫困和政治》（The Myth of Marginality： Urban Poverty and Politics in Rio de Janeiro），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第12页；约翰·维达尔（John Vidal）：《疾病逼近新兴大城市》（Disease Stalks New Megacities），摘自《卫报》（The Guardian），2002年3月23日出版；《1996年世界各国人口状况》；《40个世界城市的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for 40 Selected World Cities），世界卫生组织；乔治·E哈道伊（Jorge E Hardoy）：《在永恒危机下建设与管理城市》（Building and Managing Cities in a State of Permanent Crisis），威尔逊中心，拉丁美洲项目，第187号，第16页；卡尔帕那·沙马（Kalpana Sharma）：《管理我们的城市：人们将为工作提供动力吗》（Governing Our Cities： Will People Power Work），伦敦，潘诺斯研究所，2000。
现代大都市第十六章 后殖民时代的窘境（4）
尽管生存环境险恶，移居者还是继续涌入这些城市，因为他们居住的农村当地生活环境更加恶劣。戴维·扎卡基斯…史密斯（David Drakakis…Smith）：《第三世界城市》（The Third World City），纽约，孟修恩出版社，1987，第8、38页；迈克尔·F洛夫奇（Michael F Lofchie）：《非洲城市发展政策的兴起与终结》（The Rise and Demise of Urban Based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Africa），选自《发展中世界的城市》（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第23页；罗纳德·麦克吉尔（Ronald McGill）：《制度发展：第三世界城市管理展望》（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 Third World City Management Perspective），伦敦，I B Tautis出版公司，1996，第21页；吉尔伯特和古格勒：前引书，第25页。在许多国家，干旱、植被破坏加上商品价格飞涨使他们不得不在被饿死与移居他乡之间做出选择。在巴西，一个干旱肆虐的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赛尔唐，离家外迁等于遭受更大的痛苦，留下来就只有死路一条。” 约翰·M香德拉（John M Shandra）、布鲁斯·伦敦（Bruce London）、约翰·B威廉姆森（John B William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