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结构史：工业革命之前》（History of Urban Form：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朗曼出版社，1994，第1页。
随着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家畜驯养和农耕方式传播开来，相应地产生了定居生活方式。小村落发展成为手工业活动和产品交换中心，而其中最先进的所谓“首发城市”在叙利亚草原的广阔地区，在耶利哥、伊朗、埃及和土耳其等地快速发展起来。AEJ莫里斯（AEJMorris）：前引书，第2～5页；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纽约州加登城，安克出版社，1974，第27页。
美索不达米亚
从巴勒斯坦的西海岸延伸至埃及的尼罗河谷地、再到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这一地区，构成了所谓的“新月沃地”。德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沃内·凯勒注意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最初阶段，距离这个“新月沃地”越远，“夜色越浓，文明和文化衰减的程度越深。这似乎就像另外一个大陆的人们如孩子般地在等待被唤醒”。沃纳·凯勒（Werner Keller）：《圣经的历史解读》（The Bible as History），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81，第3页。
现今伊拉克境内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向城市化骤变的理想环境。在这个后来被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区域里，有着大片干枯的沙漠地带，其间交错分布着芦苇丛生的沼泽，其水域有大量鱼类，河岸边野生动物随处可见。这里生长着最早的原生谷类、大麦和小麦，能够培育成可食用的农作物，这就使新石器时代的农夫们的劳动产品有了剩余，这是非常关键的，城市文明起源正是建基于此。戈登·蔡尔德（Gordon Childe）：《历史中所发生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History），伦敦，企鹅出版社，1957，第89页。
即便有这种丰饶的环境，早期城市的建造者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汉斯·J尼森（Hans JNissen）：《古代近东早期史：公元前9000~2000年》（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9000…2000BC），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第56页。矿产资源短缺，建筑用的石料和木材匮乏，雨量稀少，河水不能像埃及那样顺遂天意地灌溉周围的大面积干枯的土地。结果，在这个地区生活的人们不得不修建复杂的水利系统灌溉土地。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世界史前史概要》（World Prehistory：An Outline），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第85～90页。
这种耗时巨大的努力需要一种道德和社会秩序以及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以应对社会的复杂管理和对自然界更有支配力的关系，这是从已经维系了传统的乡村生活千年之久的家族血缘关系中脱离出来的重要一步。最早的城市正是作为这些社会变化的载体而兴起。这些早期的城市聚落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但按照现代甚至是古典的标准来衡量，其规模都比较小。甚至到公元前3千纪，巨大的乌尔“都市”也不过150英亩，居住人口约24000人左右而已。蔡尔德，前引书，第92～96页。
祭司阶层成为新的城市秩序的主要组织者。他们负责阐释人高于自然的神圣法则，完善礼拜体系，在复杂的大型公共活动中规范很多往往看似无关的人们的活动。
置身当今的世俗时代，我们很难想像在城市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在多大程度上扮演核心角色。例如，彼得·霍尔爵士在权威而又全面的著作《文明世界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zation）（纽约，潘西昂图书出版公司，1998）中，没有贯穿始终论及一般意义的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或者是大教堂在城市史形成中的作用。同样，在托尼·希斯（Tony Hiss）的杰作《地点的经历》（The Experience of Place）（纽约，诺普夫公司，1990）中，对公园、公寓、办公楼和火车站等场所多有论及，但几乎没有谈到崇拜的场所。像后来的天主教会、佛教、穆斯林、阿兹特克人或印度教祭司一样，苏美尔的神职人员赋予古代的城市以秩序和恒久的涵义。祭司们拟定日程，为全体民众决定何时工作、敬神和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蔡尔德，前引书，第137页。
了解了祭司阶层的重要地位，供奉诸神的神庙主宰了早期的“城市轮廓”就不足为奇了。乌尔的南那月神神庙是最早的塔庙之一，此塔70英尺高，俯视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平线。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古代世界的城市》（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第35页；凯勒，前引书，第8页。米尔赛·伊利亚德认为高耸的塔庙构成了直接同宇宙相接的“宇宙山”。米尔赛·伊里亚德（Mircea Eliade）：《永恒回归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威拉德·R特拉斯克译，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第13页。
神庙在早期苏美尔城市文明的所谓“内城”中居支配地位。在这片内城的城墙之中，神庙与王室的宫殿和显贵的宅邸比邻而立。这种布局让整个城区充满着一种神庇护下的安全感。哈蒙德：前引书，第37～38页。
神庙建筑群也促进了早期城市的商业发展。除了奴隶之外，普通手工业者和熟练工匠也参与到这些宏大的建筑群的建设中，很多人在工程结束后留在这里以服务于祭司阶层。也就是在这里，约公元前3500年，由于宗教和商业两方面的原因产生了可以识别的最早的文字体系。哈蒙德：前引书，第28页。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一章 神圣的起源（2）
祭司阶层也牢固地掌握了物质世界的统治权。他们以神的名义控制公共土地。这个“神圣家族”控制了河渠、所有重要剩余农产品的仓储和分配。《吉尔伽美什史诗》最早形成于苏美尔时代，其中提及的“神圣仓库”一词的含义就是“女神伊丝塔尔的宝座”。
在早期城市中，神庙也起到“购物中心”的作用，它为各种各样的货物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交易场所，从植物油、动物油脂、芦苇到沥青、席子和石料等。神庙还拥有自己的工场加工衣物和器皿。《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安德鲁·乔治译，伦敦，企鹅出版社，1999，第1页；凯勒：前引书，第17页。
日月轮回，朝代更迭，但宗教体制却总能幸免于难。例如，乌尔城的历代征服者都不断修缮乌尔塔庙。神祗的等级和祭祀的方式可能因时间而变化，但神庙功能的核心性却保持了千年之久。蔡尔德：前引书，第102页；哈蒙德，前引书，第44页。
这种模式在苏美尔人全盛时期过后，依然持续存在。实际上，后来出现在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从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到波斯人——都把他们的城市想象成为最神圣之地，把他们的城市与神密切相连。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最大的城市，被称作“巴比…伊拉尼”（Babiilani），即“众神之门”，意思是诸神于此处降临大地。伊里亚德：前引书，第14页。
埃及
现在还不清楚是否美索不达米亚直接影响了早期的埃及文明，但是很有可能如历史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所言：“苏美尔的种子滋育了”古埃及。克拉克：前引书，第107～109页。像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城市一样，早期埃及城市地带的形成在经济上也是建基于农业剩余产品之上。粗略估计，普通埃及农民可以生产出相当于他们自身的生活所需三倍的产品。罗伯特·W朱利（Robert WJuly）：《非洲人民史》（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70，第14页。
然而，在这两个早期的文明之间仍有很多差异。在埃及，法老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并自称为神。同时，官吏们也以此为荣，加以效仿，而不去为神和王国的经济利益从事水利灌溉和剩余产品的管理工作。蔡尔德：前引书，第114～118页。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演变中的重要因素——公众地位和祭司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埃及几乎不存在。
由于上述原因（并不局限于此），早期埃及并不足以作为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城市化起源的范例。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总是围绕城市生活和一套恒久的宗教体制运作，而埃及人的生活以王室为中心。A伯纳德·纳普（ABernard Knapp）：《古代西亚和埃及的历史与文化》（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ncient Western Asia and Egypt），加利福尼亚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出版社，1990，第109～110页。官吏、工匠、手工业者和奴隶不是把自己与城区联系起来，而是与法老的尊贵相联系，来认定自己的身份。如果王朝更替，祭司阶层和行政组织也随之变化。克拉克：前引书，第109～110页；莫里斯：前引书，第11～14页。
当然，埃及这样历史悠久而伟大的古老文明依然产生一些有影响的城市。例如，底比斯，在公元前15世纪的一个赞美诗中写道：“她被称作城市；她笼罩了万物，万物经由她得到传扬。”哈蒙德：前引书，第73页。在巴比伦之类城市兴起之前的世界里，埃及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同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301页。
尽管如此，甚至埃及底比斯或孟菲斯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像苏美尔各个中心城市那样，寻求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寻求经济活力和宗教上的神圣地位。首先，埃及持久而井然有序的发展，与无法约束、支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