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甚至埃及底比斯或孟菲斯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像苏美尔各个中心城市那样，寻求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寻求经济活力和宗教上的神圣地位。首先，埃及持久而井然有序的发展，与无法约束、支离破碎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世界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埃及人的世界观并未促成自我封闭性城墙环绕的城市的发展。同时，竞争性贸易的缺乏也减缓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埃及是这样一种文明：她的伟大成就——金字塔——是为了死去的人建造的房子，而不是为活着的人提供的环境。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注意到，“在埃及，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找到永恒的形式，除了城市之外”。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历史上的城市：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1961，第80页。
印度和中国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地区的共同特征是文明以宗教为中心。与美索不达米亚相似的是，约建于公元前2500年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也是把标志性的宗教建筑安置在城市中心，这两个城市位于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和旁遮普省境内。它们与其保持贸易联系的苏美尔相类似，蔡尔德：前引书，第129页。神权统治在城市运作中扮演支配角色。主要的信仰似乎集中于“生育女神”，这是与中东的丰产崇拜相同的重要特征。克拉克：前引书，第182～185页。
同“新月沃地”联系很少或者没有直接联系的城市也具有这种宗教取向。在中国，约公元前1700年左右，商代的统治者将神庙置于城市空间的中心。祭司或者巫师不仅在宗教事务中，而且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扮演关键角色。
也是从商代开始，我们看到了祖先崇拜模式的出现。祖先崇拜在中国连续而持久的城市文明模式的演进过程中莫里斯：前引书，第2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约瑟夫·利文森、弗朗兹·舒尔曼（Joseph Levenson and Franz Schurmann）：《中国：从起源到汉的衰落的历史阐释》（China：An Interpretive History；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Fall of Ha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第19～22页。虔诚的信仰和宗教习俗对于征召大量的农业劳力来建造城墙和城市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正如一首中国古诗所描述的：
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
作庙翼翼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四方之极：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及特点初探》（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芝加哥，奥尔代恩出版社，1971，第71页。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一章 神圣的起源（3）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要发展过程中，大城市的规划要遵循“奉行天道”的原则。神庙、宗庙以及统治者的宫殿耸立在城市中心。统治者希望通过抚慰诸神来规范自然万物和众生。保罗·惠特利：前引书，第175、179页。
美洲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遥远美洲的最早期的城市中，宗教的优先地位更为显著——这一区域不可能同美索不达米亚或中国的城市中心有某种联系。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的城市一样，墨西哥、秘鲁和美洲其他早期文明建成的第一批城市也是将宗教建筑置于大都市中心的心脏地带。GC瓦里安特（GCValliant）：《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Aztecs of Mexico），纽约加登城，双日出版社，1944，第35、44～45页；杰里米·A沙布洛夫（Jeremy ASabloff）：《古代墨西哥的城市：重建一个失落的世界》（The Cities of Ancient Mexico：Reconstructing a Lost World），伦敦，泰晤士·哈德逊公司，1989，第28、41页；乔根·E哈道伊（Jorge EHardoy）：《拉丁美洲文明二千年》（Two Thousand Years of Latin American Civilization），选自乔根·E哈道伊主编《拉丁美洲城市化道路与问题》（Urbanizaiton in Latin American Approaches and Issues），纽约加登城，安克出版社，1975，第4页；雷内·米隆（Rene Million）：《特奥蒂华坎主宰的最后岁月》（The Last Years of Teotihuacán Dominance），选自诺曼·约菲和乔治·L考吉尔（Norman Yoffee and Ceorge L Cowgill）主编《古代国家与文明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Ancient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91，第108～112页；克拉克：前引书，第225～230页；加尔西拉索·德·拉·威加（Garcilasco de la Vega）：《印加人》（The Incas），玛丽亚·姚拉译，纽约，奥赖恩出版社，1961，第57、119页。在特诺奇蒂特兰兴起前1000年左右，离现在墨西哥城不远的特奥蒂华坎的主要街道“死亡大街”两旁有百余座神庙。
南部地区也是如此，玛雅和秘鲁的早期城市以神庙、宗教仪式和习俗为中心。在秘鲁北部的高地，公元前一千纪的查文文化的建设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群。这些建筑展现了查文文化的发达，也代表了南美洲西海岸城市文明未来的根基。J奥尔登·梅森（JAlden Mason）：《秘鲁古代文明》（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Peru），伦敦，企鹅出版社，1957，第40～48页。约2000年之后，印加人也在他们城市的中心建造神庙。印加社会笃信他们的统治者是神，而他们的都城库斯科是“世界的肚脐”。沙布洛夫：前引书，第28页；米隆：前引书，第108～112页；克拉克：前引书，第225～230页；德·拉·威加：前引书，第57、119页。
一些历史学家和史学爱好者认为，文化可跨越遥远的距离进行传播（当然这种传播并不明显），他们试图以此来解释古代城市宗教起源的相似之处。或许也可以参考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观点，如美国的历史学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二章 权力的映射——帝国城市的兴起（1）
如果没有神圣空间的观念，实难想像城市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都能发展起来。然而，城市居民需要到城墙之外发展，需要能够在地方领主、神或者他们的仆人所控制的范围之外拓居、旅行和贸易。
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曾经是众多小城邦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一个领袖的军事征服致使所有的权力转移到了一个城市，奠定了城市演化过程中下一个关键性阶段的基础。萨尔贡在公元前3400年左右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城邦，建成了最早的都城。
萨尔贡：帝国城市的创造者
在早期神圣之地的基础和传统之上，萨尔贡和其他早期帝国城市的建造者们精心营造自己的正统性。虽然新的统治者是闪米特人，不是苏美尔人，但他们仍出于宗教目的和维持诗歌及神话故事连续性的考虑而保持了原有的语言。在美索不达米亚，新征服者尊重旧秩序的传统贯穿了波斯、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的各个时期。哈蒙德：前引书，第56～57页；纳普：前引书，第156页。
在遵循神圣传统的同时，萨尔贡发起了将会永久改变城市体制的变革。他允许土地归私人所有，改变了土地只能归地方神的仆人所有的局面，以此从祭司的手中夺取经济控制权。国王成为掌控所有主要灌溉沟渠、建筑物以及商业的“首要商人”。纳普，前引书，第85～92页；HWF赛格斯（HWFSaggs）：《伟大属于巴比伦：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概述》（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A Sketch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the YigrisEuphrates Valley），纽约，霍索恩出版社，1962，第61页。
关键的是，萨尔贡打破了传统，拒绝采用任何一个已有的苏美尔城市作为他的新都。他在阿卡德建造了一个新的帝国中心，后来的巴比伦在此附近。与天然受到束缚的最初的城邦有所不同，萨尔贡的新都能够吸纳来自帝国全境（至少已经扩张到了地中海沿岸）的各种原料、制成品和大批奴隶。赛格斯：前引书，第50～53页。
然而，第一个帝国都城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萨尔贡的帝国延续不到四代即沦为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牺牲品。最终，一个新王朝复兴了圣城乌尔，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虽然新的统治者没有回复到以神庙为中心的旧体制上，却在很多方面保留了萨尔贡及其继任者发展起来的个人土地所有制和中央集权统治的模式。
巴比伦：第一个都市大邑
公元前19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了新的都城巴比伦。纳普：前引书，第97～100页。在未来的1500年中，它一直跻身于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列，对城市文化的孕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页。
在巴比伦人的统治下，宗教对商业的抑制被进一步削弱，在许多城市鼓励贸易的发展。哈蒙德：前引书，第52页。
由此产生了对能够广泛适用于不同部落和种族的法律体系的需求。
最著名的法典是由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内容涵盖广泛的刑事和民事领域。根据法典前言的记述，马尔都克神授权汉穆拉比“伸张正义于世，消灭邪恶不法之徒，使强不凌弱，使我犹如太阳神，昭临黔首，光耀大地……”赛格斯：前引书，第72页；纳普：前引书，第151页。
至希罗多德时代，巴比伦城失去了其帝国权力中心的地位，但仍然保持着宗教圣地和文化中心的角色；它仍然是一个城市巨人，拥有约25万的人口，是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