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１９８５年，我家里盖房子，那时我的工资是每月６９元钱，干了这么多年我总共攒了１５００元钱。可我盖了１２０平方米的平房，按当时的造价没有６０００元钱是下不来的，但房子盖成了，我没欠一分外债。这全是我的学生帮的。杨玉杰家里有大卡车，我盖房用的砖、沙、石灰都是他帮忙给拉的，并且都没有让我拿钱。
房子盖成了，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便拿着钱找他结账。谁知，他见我拿着钱来，就满脸不高兴，说我把他当外人了。最后实在拗不过我，他便从中抽了几张，往桌上一放，说：“这就够了。”回到家，我自己算了算，光杨玉杰一个人就拿出了１０００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啊乡亲们都羡慕地说：“王老师是享了学生的福了。”
教了一辈子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与学生的真挚感情。不管你吵他也好，骂他也好，只要是发自内心地关心他们，爱他们，学生就永远不会忘掉你。
我今年已６４岁了，按说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但就是感觉离不开学生，至今仍在柏庙学校担着六年级的数学课。因为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病，我全身骨关节肿大，腿不能打弯儿，上讲台要扶着墙。
（记录：侯军锋）
第四卷都市里寻不到我的梦
刘高峰，男，２３岁
郸城县东风二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８日
１９９７年，我中师毕业，被分配到小学。刚踏上讲台，对工作充满了热情，教学给了我充实和快乐。但这些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辅导自习，每天都是这样单调地重复，我想要是这样干一辈子，会有什么出息？
为了我上学，家里欠下了不少债，本指望毕业后拿工资偿还，但每月就２００多元的工资，干了几个月，连一分也没有领到。为了生活，只得从家里拿馍，背面，还得向父母要钱。我身为长子，不但不能接过父母肩上的担子，还要给家里增加负担，心里很不是滋味。
加上感情的事也不顺利，毕业后，先后有人给我介绍过几个女朋友，都以失败告终。后来，认识了一个女孩儿，人长得挺俊秀，我感觉是自己心目中的那种，两个人谈得也比较投机。相处了两个多月。她父母知道了，打听到我是个教师，坚决不同意我们来往。她迫于父母的压力，和我分了手。这对我打击很大。当教师，连称心的对象都找不到，我思考再三，决定出去闯闯。
１９９８年春节刚过，我不顾家人反对，带着一个年轻的梦，混入了南下的打工潮。
在深圳，我每天都睁大眼睛，寻找机会。然而，我渐渐发现，在深圳把梦想变成现实，是那样艰难，甚至连维持起码的生计都得付出艰辛。
刚到深圳的一段时间，我没有找到工作，每天待在老乡的住处，烦闷时就到附近的大街上走走看看。在一家花店门口，我看到有许多人在争相买花，这才想到情人节快到了。我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如果批发一部分花到公园去卖，肯定会赚不少钱。于是，马上拿出仅有的２００元钱，批发了３０朵玫瑰和一些百合。由于没有经验，贪图便宜，批的花不新鲜，很难出手，没卖出几枝，就枯萎了，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连本也搭进去了。
很久，我才找到了一份洗车的工作，雇我洗车的是个中年人，人挺不错的，管吃住每天给１０元钱。那时正是冬天，我值夜班，经常是缩在门面的一角，独自望着黄黄的街灯发呆。门面小，外面又下雨，我时常感觉自己的心情也是湿漉漉的。有顾客洗车，我便立即端起水枪故作麻利地冲洗，然后把手伸进冰冷刺骨的水里，把抹布沾上肥皂沫，随后像一个下贱的仆人，钻到车子的座位下面擦很脏的脚垫。我被彻底地冷落了，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知道我的梦想。
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在一家叫聚仙阁的酒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服务生。一开始听到“服务生”这个词还感到挺新鲜，干了之后才知道其实就是端菜倒茶伺候人的差使，真不情愿干，但想到走出家门时不顾父亲劝说，还立下誓言说什么“孩儿立志出乡关，干不成名誓不还”，就忍了下来。
若不是出了一次小小的意外，说不定我会在那里一直干下去。
有一位女士隔三差五地出入这家酒店，她并不为吃饭，有时喝杯咖啡，有时唱一会儿卡拉ＯＫ，看上去她的生活过得很悠闲，很浪漫。不知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安排，有好几回都是我送咖啡给她。这女士４０来岁，但看起来还不到３０岁，穿的全是名牌衣服，浑身珠光宝气。她有时会轻描淡写地问我一些她不该知道的问题，但由于我当时不谙世事，都如实作了回答，并且竭力表现出刚从师范学校走出的特有的内涵和不凡，因为我不愿让别人感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只会端盘子的年轻小伙子。
一个傍晚，她又翩然而至，我像往常一样，端上她所要的一杯咖啡，而她却格外兴奋，让我坐下，然后很直接地提出让我和她“出去走走”，并亮出几张百元钞票。我的内心受了极大的屈辱，我起身离开了她，也从此结束了酒店里的服务生涯。
好多时间我都在想，我来深圳到底为了什么？
我又辗转试过许多工作，干推销，练地摊儿，做搬运工，当门卫，但都一事无成。我不害怕吃苦受累，只是一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天空。半年后一个明丽的早晨，我买了火车票，踏上了归途。
（记录：高金才）
第四卷想读书而不得的年代
闫中祥，男，５９岁
新蔡县今是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１日
从初中入学到中招报名，可以统计一下，辍学率有多高学校上报的材料是为了突出个别领导人的政绩。有些孩子看人家打工挣了钱，他们丢了书不读，也想出去，可结果呢，好多都是两手空空而回。
现在的孩子我真理解不了。
我是５０年代上的小学，国家才刚解放，一穷二白，当时ｌ角钱能买六七个鸡蛋，为了ｌ元钱的学费，一般的家庭都要翻尽家底儿，那是个想读书而不得的年代，更别说我这个由二姐带着要饭的孤儿，谁也想不到今天会成为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关于这中间的求学经历，我真想写本书。
我一放学就出去要饭，同学都知道我的情况，没有谁取笑过我。当时有一个帮我交学费的教师，叫徐延辉，我的名字都是他给取的。后来学生家长说，以后不用到处跑了，你坐在树底下，我们轮流给你姐弟俩送饭吃。
到了１９５４年，我上四年级。这年夏天，连降暴雨，汝河决口，村子全部被淹完了。老百姓都没啥吃的，在本地要饭不可能。朝北去十几里地有一片岗地没被水淹，我去了一个叫蔡湖的村子，当地一户人家没有男孩，就把我收下来当了义子。我二姐独自要饭去了……
我义父家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让我好好学种地，压根儿就不想让我读书。我听大爷说过：“念书人都没有一个正经货！”就因为当地有个人，读了点书，会写写牌位什么的，但他爱慕虚荣，游手好闲，把家里祖上传下来的２００亩地都快卖光了。
我的义父说你实在想读书你就去吧，看他们要不要你。我自己去了，回来告诉说学校要收１元钱学费。大爷说没上学就要钱，要钱就不上了我记得最后还是凑到了９角３分钱，学校说另外７分钱不要了，我从９月份割豆子时一直读到放寒假。
第二年春季开学，我就没能上学去，我想自己可能永远失学了……
这一生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为我的班主任王老师立个碑。为了动员义父让我上学，他先后４次来我家做工作，成了我们家最不受欢迎的人。有一次他是淋雨来的，身上的棉袄都在滴水。真不知道他是受当老师的责任心驱使，还是因为“爱才如命”，当时的情景我永生难忘。
我只能整天在野地里放牛，割草，转眼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统购统销工作队进驻我们村，义父背上２０多斤大麦到收购站去卖余粮，让我随他一起去。当时卖粮的人真是成群结队，偏偏收购站的会计不会打算盘。忽然听到有人说：“我的账算错了！”这句话像导火索一样在人群中传开了。
卖完粮已是正午，义父正急着回家，但一听到这样的话，他不由地停下了脚步。他是个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囫囵的人，只好求助我这个多少读过几天书的儿子了。
我折了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起来……我惊奇地发现，果然也少付了两角钱。
因为信心不足，我还不敢把结果立即报告义父，怕他骂我无用。我颠过来倒过去地算了三四遍，这才咬咬牙说：少付我们两角钱哩。
他一转身就排进了长长的队伍，队伍里排的都是账算错了的人。烈日当空，义父光着黑亮的脊背，慢慢挪动，直到太阳偏西，他才把两角钱要回来。
在回家的路上，不善言辞的父亲嘀咕了几声，我听得出他很激动。最后，他几乎是用大彻大悟般的语气说了句：“还是上学有用！”
接着他看着我说：“今日晌午，你就是割一满箩筐草，也不值这两角钱啊——这两角钱我不花了，给你买瓶墨水，买支笔——回去问你们老师还要你不？”
父亲的话我字字听得真切，我一路小跑回了家。我重返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