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话我字字听得真切，我一路小跑回了家。我重返校园，也从此没离开过校园，而且，我的儿女包括一个孙子都加入了老师队伍。有句话说：“知识改变命运。”最起码，我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如今我成了当地初中教师中惟一一位特级教师，这是对我所从事的事业，所作出的成绩的肯定，我坚信是知识使我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
（记录：徐结怀）
第四卷为爱深深地感动
王宝玲，女，３７岁
安阳师范学院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
说起我们中文系的“尊老协会”，那可是有年头了。１９８４年３月，全国第一个关心下一代组织——“安阳市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这在我们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年１０月，全国大学生中第一个以“尊老、助老、学老”为宗旨的群众性组织——“尊老协会”就在我们中文系宣告诞生了。我们中文系的一届届学子把“尊老、助老、学老”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作为协会里的老师，我为其中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深深地感动。
在活动中，同学们了解到，许多老红军、老干部戎马倥偬半生，他们很想写一写自己的革命经历，以激励后人。但因年事已高，眼花手颤，整理起文字材料来十分困难；有的老同志文化根底比较浅，整理出来的东西辞不达意。中文系的学生有写作特长，我们先后帮１００多位老同志整理回忆录数十万字，其中部分篇目由市关协编印成《献给红领巾的故事》出版。
在安阳军分区干休所里，有一位老红军叫吕文斗，他是市关工委名誉主任，从我们“尊协”一成立，他就担任校外辅导员。在多年的交往中，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记得有一年，他患肺癌住进医院，我们得知老人动手术需要输Ｂ型血时，就在全系２００多名同学中挨个儿进行血型登记。手术那天，七八个Ｂ型血的同学赶到医院。虽然后来没用上，吕老仍十分感动地说：“血虽然没有输进我的身体，但孩子们的精神却输到了我的心里边。”
去年暑假，我们组织了“尊老宣传服务队”，队里有一位同学叫赵强，家在浚县。他可是个“活宝”，说、学、逗、唱，样样都行，一个人就参与了４个节目的表演。那时候，他的母亲已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但他一直对大家隐瞒着，仍然坚持跟队员们一起排练，表演。只是到了晚上，悄悄地给家里挂个电话，询问母亲的病情，叮嘱妹妹好好照顾母亲，替他尽份孝心。７月１４日开始，队员们要返乡对老年人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早晨走的时候，队员们都劝赵强在家多陪母亲几天，７月２０日晚上的总结演出就不用参加了。可到了那天中午，他还是匆匆忙忙赶来了。见他眼圈都红了，几个女队员连忙借故躲了出去，可一出门，泪水却一下子夺眶而出。晚上，我们的演出非常成功。赵强还是像往常一样，节目表演得还是那么惟妙惟肖，逗得观众们捧腹大笑。
第二天一早，赵强便往家里赶。已经３天没进食的母亲见到儿子时非常欣慰，中午还打起精神让儿子喂着吃了点饭。可谁能料到，当天下午，他母亲病情恶化，竟撒手去了……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我非常痛心。２３日下葬那天，我委托几名队员赶到他家里吊唁。赵强守在母亲的灵前，说：“我妈知道我做的是尊老、敬老的事儿，她理解我。”多好的学生，多好的家长啊。作为老师，我为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
不知不觉中，我做这项工作已近１０年了，从中我也更加理解了老人的内心世界，懂得了该如何去孝敬长辈。就我的家庭来说，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很孤独，我们做子女的工作忙，不能尽心尽力地照顾父亲。后来，我和两个哥哥张罗着给父亲找了个老伴儿。“尊协”的活动通常安排在节假日，我没时间料理家务，丈夫就主动替我分担。孩子丢在家不放心，我就带上他一起去参加活动。去年下乡活动期间，我儿子做了随队小演员，还自编自演了敬老歌《摘草莓》。我没工夫照看他，他瞌睡了就找了个饮料瓶当枕头倒在席子上睡了。看着孩子的可怜样儿，我的心里一阵愧疚。我想，如果没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尊协”工作。
（记录：陈伟民）
第四卷建校是我的福分
耿照国，男，５６岁
淅川县厚坡镇四中学区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５日
这里的老人们常说：为人一辈子不盖房，不买地，是前辈子的造化，是福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上辈留下了房子和地，他可以坐享其成，这就是福分。我恰恰不是享有这种福分的人。从开始在自己家里办耕读班到办村小，从盖土坯房到集资盖砖瓦房，每当回忆起这几次盖房办学的情景，我都感慨万千。
１９６４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许多人家孩子上不起学，我把村里辍学在家的１２个孩子组织起来，挂起一块小黑板，办起了耕读班。由于家里条件苦，孩子们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孩子们的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有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七八岁，原来都在一起上课，后来分成了两级复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屋里挤进了３８人。在我的要求下，当时的大队干部用１７０元买下了两间破房。两年后，大队研究决定，将这两间房扒掉，再添点料，在另一个地方盖三间房，并由我具体操办。我每天早晨４点半起床，要跑遍９个生产队的１８户人家喊人上工。他们都很积极，一喊就起，随叫随到。每个生产队兑的和泥用的麦糠，我也得一背篓一背篓地从一个个生产队的仓库里往回背。没盖过房的人可能没有体会，真是大工上了架，小工忙不下，我什么都得想，什么都得干，跑烂了好多双鞋。
１９７０年，随着生源的进一步扩大，小王营村小学生增加到１００多人，发展到４个年级。这时，教室又不够了。大队经研究决定在村外建一所学校，并抽两名干部和我作为建校的负责人。我住得最近，因此征料、组织施工、工地看护等任务大都由我来承担。在建校的４个月里，我家成了“后勤部“，６０多岁的母亲和已有两个孩子的妻子做饭，烧水，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妻子还和我一起冒雨盖坯，排水。５月２０日，１９间土坯房全部竣工了。过去用葵花秆作骨架，麦糠泥糊出来的桌子与这些教室极不相称，我带领师生下河捞沙石，暑假期间和６个教师一道，自己动手，铸出近百块水泥桌面，学生从此告别了泥台子。
１９８２年，我参加了南阳地区在南召县召开的普及小学教育现场会。这时，１０多年前建的校舍墙体已出现问题了，在会后回家的途中，当时的县教育局局长贾春祥说，你那里普及小学教育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校舍太破旧了，你回去就发动发动，把办学条件改善一下。局长的嘱托，成了我心中的头等大事。
这次扒掉原有的土坯房，盖起了３排３３间标准化砖瓦房。由于村委工作不力，资金筹措等问题没有专人来负责，只好由我替他们造计划，筹资金。通往农田路旁有多少棵树，能采多少根檩条，能出多少根椽子，需多少个工时，如何分配到村组，都是我“战前“计划的内容。为动员群众支持建校，我组织召开党员、团员会，走访有抵触情绪的农户，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为扩大资金来源，我拟了信件，向本村在外工作人员致信，组织捐款活动，也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钱多少不一，但大家的心情都一样。３个月后，小王营村小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３０多间砖瓦房整齐排列，校门和院墙被整修一新，硬化了路面，花池里栽上了多种花木，数百棵常青树亭亭玉立。全校６个班的３１５名学生和１０名教师开始使用宽敞明亮的教室。
全县曾多次在小王营村小组织召开集资建校现场会，一时间，小王营出了名，我似乎也成了名人。
回忆那难忘的岁月，我对去世的妻子感念不忘，是她，一个质朴、善良的农村妇女，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承担了全部农活和家务，以至于积劳成疾。一切都来之不易啊！
（记录：侯薇）
第四卷“穷代课”，我不辱“师”命
袁孝峰，男，２６岁
洛宁县兴华乡瓦庙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５日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伢子。考初中时我脚受伤停课一个多月，是父亲背进考场的，但仍以好成绩考入乡中。三年初中，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顺利考入洛宁县一高。然而，就在我要展翅高飞时，母亲因病去世了。迫于生计，我只好在本村小学开始了我的“代课”生涯，那年我才１６岁。
１６岁的毛孩子当教师，学生家长都不放心。有人看不起地称我为“穷代课的”，还说娃们跟着我不会有啥出息，一些学生为这转了学。我一人一校，教着仅有８名学生的四级复式班，暗自下决心，一定要争口气。于是，我这个“穷代课的”，吃住全在学校，讲课精益求精，课后耐心辅导。一年后，我在考试评比中一炮打响，学生人数从此又多了起来。自己的劳动得到了承认与尊重，更激发了我的热情和干劲。之后连续５年，教学成绩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虽然每月只有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