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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在家干什么正事了？”我忽然对医人以前的生活感兴趣了。
“我给中央写信，把我理论寄给他们，按我的理论治国保证没错。而且。我告诉你。”医人的确是个兴奋型选手，提到自己的时候就更容易手舞足蹈。“我求证1＋1不等于二的课题已经成功啦。去年我在数学研究所找他们盘道，把他们都驳倒了。”
“你那也叫正事？”看着他眉飞色舞的样子。我实在忍不住了，这年头还有想求证1＋1=几的？怪不得他老婆和他离婚，换了别人得离八次。“别异想天开啦，数学研究所的专家是不稀罕搭理你或者是怕你吐白沫。算了你回家吧，和这帮人混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出息的。”那是我最郑重地规劝他，在我认识他的大半年里也就那一次。
“为什么回去？兄弟，我们都不是凡人，要想在文化界有所发展，就得在北京混。”医人狠狠瞪了我一眼。“再说出来了就不能回去，怎么混也比在黑龙江强。我已经出了两本书了，只要再出几本，我就不信出不了名。”
“就…”我本想说：就你那东西别现眼了。可想起他终归是朋友，没好意思说出口。
“我有信心，告诉你，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在大栅栏扫了一个月地，就跟你们北京老太太在一起扫，不也挺过来了吗？什么苦我没吃过？现在我已经是作家了，将来等我从了政，兄弟，到时候，你还得帮帮我呢。”
我闷头走路，实在懒得搭理他。
“知道吗？在学术界他们都叫我小理论家。”医人提着的大袋子在前面洋洋得意地走，似乎想象着自己去世后，大家给他开追悼会是默哀的情景。
笔者看看周围那些陌生而熟悉的面孔，我真看出医人和他们有什么不同来，可医人的感觉为什么如此好？他难道不清楚自己的书是抄的吗？
“对了，你还得帮我个忙。”医人突然在路边站住了，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厚叠纸。“这是我去年写的一部书稿，出版社本来说好要出的，可╳╳事件一出，他们胆儿小了。你帮我改改吧，你文笔不错。应该没问题。”
我没接书稿，前两次的经验告诉笔者，这回弄不好又是套儿。“我哪儿能给你改作品，这可是知识版权那。”
“嘿！咱们什么关系？我的就是你的，改完后我找人出，署咱俩的名。有肉大伙吃，我怎么也不能把你忘喽。”他硬把书稿塞给了我。
医人把书稿塞给我没几分钟就走了，我看着他夜幕中消失的背影不禁叹了口气。这人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他剽窃别人的东西却大言不惭地鼓吹自己在追求理想：他明明在利用我却一口一个兄弟的叫得我拿他没办法：他抛家舍业地跑到北京吃苦受累却无怨无悔；不过从今天的沙龙看来北京这种人还真不少。医人很出色，要是时机成熟这家伙没准真能当政治家。
回家后我耐不住好奇，终于翻开了医人的书稿。本来我已经做好恶心的准备，可还没看一半就气得七窍冒烟了。怪不得出版社不敢给医人出版，是人都不敢出。医人做得太过分了，稍有点文学修养就会看出他的书稿里至少有一半是从《鲁迅全集》里抄的。要是给他出版了，鲁迅后人不找他们打架，国家出版署也得把他们封喽。也难怪医人给自己起这个名字，他真以为自己是鲁迅的弟弟呢。
几天后我碰上一个撰稿界的朋友，无意中提起这事儿。朋友说：当自由撰稿人也挺不容易的，他们肚子里都有些货，来北京时也都怀着雄心大志。可图书界不景气，书商和出版社把时间卡得特别死，生计所迫，抄几页也是没办法的事。可笔者却不以为然。因为是金子总要发光的，靠这种办法蒙了一两个编辑又怎么样？不过是个混混儿而已。谋生的道多了，何必拿读者开涮？一个人抄抄编编成不了气候，怕的是一大批人都在干这种事。现在图书界不景气和这些人的瞎编乱造难道就没关系。现在他们混得艰难也是活该，始作俑者，其无后焉！幸好我后来又碰上几个真有才的，否则我就戒书了。
一个月后我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当文案，经济条件宽余了。就更没心思给医人改稿子了。
有一次我在图书大厦闲逛，忽然发现书架上一本作者是医人的书赫然摆在那儿。书名特别眼熟，好象就是上次我帮他写过几章的那本《╳╳觉醒录》，我迫不及待地拿下来看，果然看到自己当时写的那几章文字就印在书里。一股被骗的感觉让我脚心直痒痒，我把书扔下，出门就打车去找医人了。
看见医人时，他正一个人在屋里走溜呢。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一部分狂热的剽窃者（5）
“兄弟，想你你就来，快点儿快点儿。”说着，他从书架上拿下一张报纸。“看看。”
我接过报纸，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医人指着一篇文章让我看。文章原来是介绍医人刚出版的那本书的，还摘选了书中的一部分章节，那明明是从我写的那几章里摘出来的。摘选部分的署名当然是医人了，我的火儿不打一处来。“是不错，什么时候出版的？”我强笑着问他。
“上个月。”医人嘿嘿地笑个不止。“早跟你说过吧，咱不是凡人。你看看这都是报纸免费摘的，水平绝对够了。”
我终于明白，这家伙已经忘了摘的这些东西是谁写的了。“是不错，这是谁写的？”
医人的手指头本来已经指向了自己，可看到我的表情，他突然想起来了。“咱们写的呀！对了，本来我是把你的名字也加上去，可这书有几段太敏感，我怕出事。我光棍一条，什么也不怕，你有家有业可不行啊！哎！前几天出版社来电话，问我有几个数据是怎么出来的？我哪儿去给他们找原始材料去？没劲。肯定想赖帐。”医人抿着嘴拍了拍我。“我不是说过吗，你就是吃这碗饭的。兄弟，你现在在广告公司干真是屈了，等我的研究所成立了，第一件事就是包装你。”
我真不知道怎么对付这样一个人，只能看着他摇头。
后来，他死活留我吃饭，可我实在没那个兴致，执意要走。医人出门送得挺远，我一直在考虑提不提他欠我稿费的事。走到路口，医人忽然拉住我：“兄弟，你现在有手里有钱吗？”
我像发现了个稀有动物似的看着他，这人真把我当他亲兄弟了。
“你不知道，订这本书稿的时候，出版社就给了五千块钱稿费，都大半年了。现在早花光了，房钱都三个月没交了。这年头想干点儿事真难！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得耐得住贫穷，没办法呀，你看”
我没等他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塞给他。趁医人还没反映过来，赶紧走了。
从那次后，我再没见过医人，听朋友说他还在北京，还在张罗开研究所的事。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一部分北京籍的外地老板（1）
（北京老板，河北户口）
常住北京的人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很多满嘴外地口音的半大老头、老太太，实际上是京城的常住居民。而许多京腔、京韵甚至在北京有房子、父母、孩子的中年人却没有北京常住户口。
北京人说外地话毫不奇怪，外地精英进首都吗，实际上很多人说：北京话本身就是语言融合的产物。可北京人没有北京户口的原因可就太复杂了，绝大部分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建国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北京市的人口流动趋向是不符合一般性规律的，政府行为的色彩太严重。
红卫兵上山下乡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几十万京城儿女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北上内蒙、南下云南，最苦的是去北大荒的那帮。这些人受尽苦难不说，这种荒谬的人口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八十年代初，京城秩序的大混乱和空前的就业压力，关于这一点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也是至今知青文学和影视作品依然有市场的原因。而另一些人口流动深层次的原因却被人们忽略了，其中造成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大学生的全国分配制度。很多北京籍的高级知识分子从此就再没回来，到西昌去看看、到酒泉去看看，到新疆的兵团去看看，到边远的油田、煤矿去看看吧！几乎都能听到北京话，甚至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口北京腔却从没到过北京。他们最大的希望是考大学考回北京去。听说当时还有人怕分到外地去，分数够了宁肯上中专也不报大学。
当然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回来了，虽然户口问题可能困扰了他们许多年。可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高，大多有一技之长，很多人回来依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甚至成了爆发户、企业家。于老板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如果说陪吃、陪喝、陪玩的是三陪小姐的话，那么有房、有车、有二奶的就应该是三有先生了。三陪小姐为人们不齿，三有先生则是所有男人心中的标尺。于老板早就不稀罕这个了，人家十年前就是三有先生了。
要是在防腐涂料界提起于老板来，那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人家干这行已经快二十年了，堪称北京私人开办防腐涂料企业的开山鼻祖。于老板奔驰车、商品房、小老婆全齐了，甚至为了给六岁的小女儿过生日一次就请了三百位客人，酒席在民族饭店整整摆了一天。同行中没几个不佩服他的，也没几个看他不眼红的，可很少有人知道满口京腔的于老板竟不是北京人，最少户口不在北京。
于老板已经五十多了，突出的肚子和小燕尾胡都说明这是标准的大款。他的确是北京人，而且还是最地道的京城土著——旗人。于老板祖上据说在朝中还做过官，可到他这辈儿就倒霉了。出身不好，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自然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