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没兴趣，甚至认为这是群没法交流的笨人。有一回，杜朋破天荒地去菜市场买菜，听到几个家伙在一起议论着：某某这个月工资长了四十块钱，丫凭什么呀？杜朋感慨了很久，好象他刚毕业分到长沙那个厂子的人们都这样，好几年了怎么他们就没一点长进呢？
现在他们俩都在郊区买房了，赵华还花了十万块钱买了个北京户口。杜朋说他太俗，可赵华有自己的道理。“你是单身汉，我娶妻生子了，应该为孩子将来上学考虑。”杜朋暂时不想结婚，他的现代意识比较强，总想找一个美国老婆，可就是没机会。上回有个朋友给他介绍了个北京的女朋友，那女的一听他说话的口音就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杜朋告诉她，自己是一个大网站的总经理，一个月挣两万多。北京女孩的眼睛立刻突出了，可杜朋又告诉她，自己不太喜欢北京姑娘，她们太庸俗。
实际上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想干成事就会有不少烦恼。
杜朋供职的网站去年就让黑客给刷了一次。那天下午他发现上自己的网越来越慢，杜朋赶紧让系统工程师查查机器有没有毛病，机器还没查完，“中国**网”就彻底上不去了，屏幕上全是乱七八糟的字母，偶尔还会有只小蛤蟆跳来跳去。杜朋立刻意识到有黑客在攻击网站了，他和几个研发人员立刻在电脑上和黑客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双方一直打到后半夜，几乎所有的杀毒软件都派上用场了，杜朋他们的精神眼看就要崩溃了，这时黑客却莫名其妙地撤退了。“哈哈”杜朋对同事们笑笑。“他们也是人吗。”然后他们连夜修复已经被破坏的程序，第二天他们的网站才恢复正常。杜朋特站在地在秤上看了一下，体重一下轻三斤多。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未来的舵手（4）
后来杜朋把自己掌握的所有防范措施都装到机器里了，可他还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黑客这东西真是让人防不胜防的，其实杜朋也知道不少黑客是有经济目的的，有时发现了一种新病毒，正在大家不知该怎么办时，市场上没几天就出了专门对付这种病毒的软件。杜朋一直在怀疑，病毒就是那帮软件制造着发明的。可没证据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杜朋有时想，干脆我也当回黑客得了，可业务繁忙，实在没那个时间。
赵华过得比杜朋塌实，他娶了个湖北女孩，已经有儿子了。
他还在赶系统集成的老本行，在这个行业提起赵华来，没几个不知道的，他已经为十几家大公司设计了系统程序。他隐约地感到自己再干几年，没准能成为这个行业的权威。为了这个目标，赵华在技术上的钻研是惊人的，他每周都要到清华去旁听计算机课程。他深感技术发展之快令人目眩：“像我这样的，五年不学就没人要我了。”他没事就在老婆耳边吹风。
笔者有几个北京的朋友，号称也是吃电脑网络这碗的，可他们和赵华们比起来，实在是没什么出息。总的来说，北京蓬勃发展的IT行业是赵华、杜朋这样的外地精英支撑着的。他们刚来时一无所有，现在一般的北京市民是没法跟他们比了。想起赵华他们，笔者不禁又想起那个给自己修电脑的湖北小伙子。说不定，再过几年人家也成总经理了。那时他想起当年为了一千多块钱，全北京地给人家修电脑的日子又会有什么感觉呢？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三分地养不了五只虎（1）
（一位江苏建筑工人的故事）
现在仍有很多人一直在奇怪，我们身边为什么不知不觉中出现了那么多外地人？改革开放后，外地人大规模进京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他们最先是靠什么在北京立足的呢？根据笔者调查，外地劳动力大规模进京应该是八十年代初的事，他们最先立足的行业是家庭保姆和建筑工人。因为这两个行业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城里人干不了或者不稀罕干，可市场需求却很多，而且也不需要太多的劳动技能。
记得八十年代拍过一个电影，说的就是安徽小保姆在北京打工的事。故事情节已经记不清了，但当时北京的保姆市场的确是安徽人的天下。至于建筑工人的组成可就复杂了，河北、河南、江苏、四川几乎各省都有。
笔者的叔叔一直在国营建筑企业，十几年前笔者还是个中学生。那时叔叔就在笔者学校附近施工，修建几栋六层的住宅楼，就是后来被称为鸽子窝的那种火柴盒。叔叔是工地的技术员，有些权利，笔者中午休息时常常跑到工地找叔叔玩儿，实际上不过是为了蹭叔叔几顿中午饭，好剩些饭票。
记得那时工地上就有不少外地民工了，那是夏天，他们大多光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又黑又亮，身上也总沾着沙子、水泥之类的脏东西。建筑公司里的北京人则大多是工长一类出工不出力的角色，不是头儿的就找个旮旯玩儿“扣一”，反正北京人不干活是一定的。
笔者当时岁数小也特别贪玩儿，那时的工地也不像现在管得那么严，农工们吃完饭没事，也可以聚在一起敲三家儿，打升级，输了的往脸上贴纸条。笔者经常参与他们的战斗，因为玩儿牌上课还迟到过好几次呢。记得有个叫小六儿的河南民工常和笔者并肩战斗，笔者经常把自己脸上的纸条转嫁到他脸上。小六儿好象大笔者四五岁，人很聪明，嘴里不是抽着烟就会哼上几句豫剧，其实他也不会几句，唱了几个月却都是《花木兰》里替父从军的那几嗓子。现在想来小六儿的牌技真不怎么样，笔者经常埋怨他，可无论你怎么说，小六儿总是“嘿嘿”一笑，不管你有多大火气也拿他没办法。
不久笔者快要放暑假了，那天期末考试终于完毕，笔者兴高采烈去找那些民工朋友，准备最后再战上一回。刚到工地就发现气氛不太对劲，住宅楼已经快开封顶了，外面是竹板和铁架子搭起来的脚手架。一般来说脚手架特别结实，接口处都是好几斤重的铁箍，袄几人站上去都不会塌。可今天平时挺规矩平整的脚手架居然塌了几层，旁边完整脚手架的铁管子有几根已经被砸弯了，管子上甚至还能看出些鲜红的血迹。由于老和叔叔在一起，笔者并不怕工伤之类的事儿。叔叔曾说过：“我们公司四五千人，每年要是不死两个都怪了。”笔者远远的看见楼下乌压压地挤了一堆人，于是赶紧跑过去看热闹。穿过人群，笔者发现地上盖了一块白布，白布下面的血已经流了一大滩。
“谁呀？”笔者问一个平时相熟的牌友。
“小六儿。”牌友重重叹了口气。
“啊！”笔者脑袋里轰了一声，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玩牌，怎么现在就死了？“他，他是怎么回事？”
牌友指指楼顶：“脚绊在水泥槽子上了，从楼顶摔下来的。”
实际上笔者说不清自己当时的心境，好象也没感到多难过，主要是震惊。生命的主题第一次寇响了笔者的心灵。有位诗人说过：
生命，
是悬于暗夜中一屡晶莹的丝线，
脆弱而唯一。
那于冥冥中主宰人们悲欢离合的是什么？
那站在高处看着我们生老病死而暗暗发笑的人又是谁？
后来叔叔告诉笔者，为了那起工伤事故，他们公司赔了小六儿他们家三千块钱，还外带小六儿的火化费用。当时笔者不知道这三千块钱的意义，现在明白了，这价钱在当时正好能买一匹好马。当然笔者绝没有把民工比做牲口的意思，恰恰相反笔者是对小六儿的死确实感到痛心和难过。在金钱社会里，人的生命居然可以用马的价钱衡量，命运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现在笔者倒是明白了，谁的生命都可以用金钱了衡量。笔者有个同事，家里条件挺好，可坐飞机摔死了，保险公司赔了二十万。笔者前些日子看见报纸上说一匹纯种外高加索马的价钱是五十万美金，原来他还没一匹马值钱呢。其实在奴隶社会据说五匹马可以换一个奴隶，看来用马来衡量人的价值是自古通用的。
小六儿是笔者第一个接触比较多的民工，但却不是唯一的短命人。
大家都知道现在北京城的原始设计者是明成祖朱棣，他把自己的侄子干掉后，一统江山，天下太平。可由于当时蒙古骑兵依然虎视眈眈地在长城外观望，出于军事原因他决定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北京城，并在此建都。他征集了当时全国所有的能工巧匠，大兴土木，前后几十年，才把北京的主体轮廓定下来。所以说：外地建筑工人进北京是有传统的。天坛、故宫、旧城墙都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中的不少人从此也就再没回去。也许现在不少老北京人的血管里，还流着当时建筑工匠们的血呢。
笔者前些年由于工作的关系，也在建材企业混过两年。我的单位实际上就是个皮包公司，唯一和一般皮包公司不同的是，他的上级单位是国家机关，有政府背景。所以几次清理皮包公司，我的单位都幸免了。前两年公司经营不善，险些倒闭；最近听说也接了个工程，死人打嗝——见缓儿。
九四年的时候，笔者所在的公司由于私人关系搞得好，承包了郊区某大企业的一处管道工程。可活儿拿下来了却没人会干，最后公司领导拍板：雇民工干。笔者被指定负责这项工程，实际上就是个监理的差事。笔者没办法又找到叔叔帮忙，求他介绍几个有经验的民工，于是叔叔就把老康推荐给我。
老康是个淮北人，个子不高，嗓门挺大，在笔者印象里似乎越是矮个子的人嗓门越大，俗话说：挫老婆声大，还真有道理！老康是个小包工头，专门干管道工程。他手下有十几号人，一方面他从北京建筑公司手里接些人家吃不了或不爱干的残渣剩饭，另一方面从我们这种皮包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