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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笔者一起去的司机说：“什么他妈饭馆，全是鸡窝。”据笔者观察司机说的应该没错，一到快吃饭的时候，国道上就春光无限了。路边的小姐就像出笼的鸽子一样，甚至能飞到公路中间去拦车。她们毫无顾忌地向司机比画着下流的手势，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有的小姐说闲话公然向过路司机撩裙子。我们第二天跑到信阳附近，笔者的司机终于禁不住诱惑了，中午吃饭时，拉着个小姐跑进饭馆的雅间里呆了半个钟头。
“你也不怕得病？”再次出发时笔者埋怨他。
“咳！像我们走长途的，一个月着不了三天家，有这帮小姐不还能出出火吗？才四十块！”司机倒比旁观者还自然。
据说在国道上明目张胆的卖淫早就是全国性的问题了，而北京心照不宣地大规模引进三陪小姐则应该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有人说一条107国道解决了十万小姐的就业问题，而偌大的北京估计得有二十万小姐以此为生。虽然近两年由于消费不旺和扫黄打非，在北京的外地三陪小姐渐少，但也绝不会少于十万人。因为据太原去年的统计（太原三陪小姐要上税），仅太原市就有上岗证的三陪小姐就是十万人，北京要是少于十万就见鬼了。
笔者认为“三陪小姐”是一个过时的叫法，应该叫四陪才合适。所谓三陪就是“陪吃、陪喝、陪玩”，实际上这是三陪小姐刚兴起的时候，大家一种比较暧昧的叫法，他们把最重要的一条儿给省了，那就是“陪睡”。一般歌厅里的小姐，把跟客人出去睡觉叫出台，实际上没有几个小姐没出过台的，千万别信那种“我们这里不允许”之类的鬼话，见了两次没有带不出去的小姐。第一次不愿意出去是因为怕你是便衣。
嫖妓、卖淫的话题的确是国人所不齿于口的，然而作为社会中人，谁也不能对这种社会现象视而不见，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讲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卖淫、嫖娼这种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
社会学家发现在黑猩猩的社会中，就有雌猩猩用性交换取雄猩猩食物的现象。可见卖淫现象并非人类社会所独有，而其最原始的动机也无外乎经济意义。可以这么说，在经济社会中，只要卖淫这种现象存在经济价值，那么无论采取什么手段，这种社会毒瘤都是很难根除的，也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其实无论我们对这种现象采取什么态度，都必须承认这一点，正象谁也无法使人不得病一样。偷窃、卖淫等现象是经济社会的通病，将来的事我们不去推测，至少到现在为至，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没有完全根除它，笔者甚至认为我们没有能力根除这种现象。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中国出现娼妓业的确切年代了，如果真有黑猩猩卖淫现象的话，那这种考证就毫无意义了。在中国官妓的出现却是有史可查的，建国前北京八大胡同、南京秦淮河两岸的妓女都会在自己的房间里，供奉一位白眉神，大些的妓院甚至有专门的小祠堂。特别是妓女们第一次接客时，都要与嫖客一起拜祭这位神仙以求保佑。这位妓女枕畔、悦尽风光的白眉神就是中国娼妓的行业神——管肿。看到这儿不少人就会笑了，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崇敬的先贤怎么会成了娼妓神呢？
其实管肿是开创中国官妓的始祖，史书记载：“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原来齐桓公的春秋霸业里还有官妓门辛酸的泪水呢。如此看来管肿可能是世界上开创官妓事业的鼻祖，因为齐国的官妓比古希腊、近东地区的官妓还要早。而其成为妓女的行业神自然顺理成章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娼妓业的发展甚至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兴衰，真是了不得！
建国后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政府一度宣布娼妓、贩毒等行业已经在中国绝迹了。其实说到贩毒可能是这样，毒品源头被掐断了，就是有人想抽也买不到。但说到没有卖淫现象则是一相情愿了，只能说是娼妓作为一个行业已经被取缔了。而通过性交而达到一定经济目的的事绝对不可能绝迹，任何人都没有生活在真空里。就拿知识青年回城这件事来说，多少女知青为了早一天回城而把贞操献给了当时掌管着回城审批大权的人？难道这不是一种变相的卖淫吗？所以说这种现象不会绝迹，至于更敏感的话题，笔者就不敢多说了。而改革开放后，卖淫业和我们蓬勃发展的经济一样迅速膨胀了，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小严是东北人，高高的身材，皮肤有些黑但看起来非常健康。据说寒冷地区的女子性欲比较旺盛，小严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她上学时成绩一直不太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追星族，在当时追星还不是太时髦的情况下，她已经积攒了一百多盒歌星的磁带。当然这些磁带都是追她的男同学送给她的，久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小严终于在初三的时候为此付出了代价。她和学校外的一个男孩子偷食了禁果，换几盘磁带也就罢了，倒霉的是她怀上了孕。学校帮她把孩子打掉后，毫不客气地把小严开除了。她父母是工厂的老工人，听说这事便提着木棍满城找她，小严没脸回家也不敢回家，从此她就和外面的一帮兄弟姐妹混着过，一年多后，她开始活动心眼了。现在她自己说不清当时的动机，也许是想开开眼界吧。小严在九二年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来了北京。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歌厅里总是笑脸（2）
她在北京先找了家美容店为人家按摩，后来听说歌厅里挣钱更多，便毅然进了歌厅。那时北京的歌厅还很少，泡歌厅的人都是有钱没地方花的暴发户，小姐们的小费高得惊人，正是歌厅生意蒸蒸日上的时期。小严为了进歌厅里还颇费了番周折，那时歌厅的生意还不敢太公开，老板进小姐也比较谨慎。她托了在北京认识的一个朋友，最后还跟老板睡了一夜。
不过一迈过歌厅的门槛，她就如鱼得水了，小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她在流光异彩的歌厅里穿梭，在肥头大耳的暴发户中间徜徉，她总有办法让这些家伙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她总有能耐把他们口袋里的钱塞进自己的长筒袜里。不久歌厅的小姐们就给她送了个外号——“小泡儿”，意思是小严从不拒绝，谁泡都可以。没半年的工夫，小严就成了那家歌厅的当红小姐了。
九二年的时候，手机和程控电话都不太普及，电报的业务量还比较大。小严春节时给在东北的姐妹们拍电报只用了六个字：“钱多，人傻，快来。”
这件事后来在社会上竟传开了，还真不是小严多有创意，一是想剩些钱，二是肚子里实在没什么词。
其实干小姐这行要求还是挺高的，模样说得过去只是先决条件。做小姐不仅得有胆识，还要有一定承受力。来歌厅玩儿的什么人都有，有时候碰上混不讲理的混混儿，小姐也只能甘心奉献了。有一次，老板把小严叫去，说来了个朋友叫她陪陪。后来小严想他那位朋友肯定是刚刑满释放的，他把小严拉进包间，二话没说就开始脱衣服，不到两个小时小严竟让他干了三回。完了事，小严向他要钱，客人俩眼一瞪，顺手甩给她一块钱。小严拿着一块钱说：“大哥，您这不是寒蝉人吗？”
没想到客人一听这话倒急了：“他妈的我在浴池洗个澡才花两毛六，在你这儿洗洗头儿给一块钱还敢献少？找你们老板要来。”
小姐们碰上不给钱的还算好的，就怕给了钱却遭罪的。小严在九三年就倒过一次霉，歌厅里来了个香港人，四十来岁，出手阔绰，看样子除了钱没别的。他点了小严的台，小严自然求之不得。十一点时，港客说要带她去宾馆，小严说没有一千她不去，港客毫不犹豫地就拿出五百来：“先拿着，完了事再给那五百。”
港客很有礼貌地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可一关上门香港人立刻变了一副嘴脸。他说：咱们说好的一千块，我们香港人是不会反悔的，但我怎么干你都得答应。小严心想：你还能玩出什么新鲜的来，于是大大方方地答应了。
港客“嘿嘿”冷笑几声，转身就从壁橱里找出条尼龙绳，三下两下就把小严脱光了捆到了床上，然后自己也脱光衣服，把内裤一下子塞到小严嘴里。接着抽出皮带狠狠地在小严肚子上抽，手上抽着，嘴里还喊着小严听不懂的香港话，估计是在骂人。小严疼得拼命扭身子，可尼龙绳很结实，扭了半天倒把手腕子弄青了。
港客直到把她的肚子抽肿了才住手，可他还觉得不过瘾，于是爬到小严身上，又咬乳头又揪耳朵，有几回小严真怕他把自己的乳头咬下来。港客足足折腾了两个小时，才把她身上的尼龙绳结开，此时的小严已经半死了。港客把另外那五百块钱摔在她肚皮上，叫她赶紧滚蛋。
小严几乎是从房间里爬出去的，她在电梯口坐了半个钟头才缓过劲儿来。后来她在家里休息了三天，弄得不少常客还以为她走了呢。
在歌厅里混还有一条原则，为人得仗义。老板在黑白两道上操心挺多、花费不小，人家给大家弄个饭碗不容易，出了事绝不能把老板抖落出去。要知道开歌厅的老板都是脚踩黑白两道，手撑胡同一方天的人物。替老板兜着，从局子出来了老板自然另眼相待；要是把老板连累了弄死你，到了阎王爷那儿都不知道告谁。
九五年的时候，小严已经换到了第三家歌厅，在银行里的存款已经有了好几十万。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