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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母亲的手，在我的感情上自也有其熨帖腻的一面。那时，一家大小六口的衣衫裤袜都由母亲来洗。一个大木盆，倒进一壶热水后，再放入大约三洗脸盆的冷水，一块洗衣板，一把皂角或一块重碱黄皂，衣衫便在她熟巧之十指下翻搓起来了。安顺当时尚无自来水，住家在院中有井的自可汲取来用，无井的便需买水，终日市上沿街都有担了两木桶水（水面覆以荷叶）的卖水的人。我们就属于要买水的异乡客。寒冻日子，母亲在檐下廊前洗衣，她总是涨红了脸，吃力而默默地一件件地洗。我常在有破洞的纸窗内窥望，每洗之前，母亲总将无名指上那枚结婚戒指小心取下。待把洗好的衣衫等穿上竹竿挂妥在廊下时，她的手指已泡冻得红肿了。待我们长大后，才知道母亲在婚后头数年里，曾过着颇富裕的“少奶奶”生活，大哥、我、三弟，每人都有奶娘带领。可是，母亲那双纤纤玉手，在“七·七”炮火下接受了洗礼，历经风霜，竟脱胎换骨，变得厚实而刚强，足以应付任何苦难了。
也同样是那双结满厚硬的茧的手，在微弱昏黄的油盏灯下，毫不放松地，督导着我们兄弟的课业。粗糙易破的草纸书，一本本，一页页，在她指间如日历般翻过去。我在小学三年级那年，终因功课太差而留级了。我记得把成绩单交给母亲时，没有勇气看她的脸，低下头看见母亲拿着那张“历史实录”的手，颤抖得比我自己的更加厉害。可是，出乎意料地，那双手，却轻轻覆压在我的头上，我听见母亲和平地说：“没关系，明年多用点功就好了。”我记不得究竟站了多久，但我永远记得那双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冬夜，炉火渐尽，屋内的空气更其萧寒，待我们上床入睡后，母亲坐在火旁，借着昏灯，开始为我们缝补衣袜。有时她用锥子锥穿厚厚的布鞋底，再将麻绳穿过针孔，一针一针地勒紧，那痛苦的承受，大概就是待新鞋制好，穿在我们脚上时，所换得的欣快的透支罢！
然则，就在那样的岁月中，母亲仍不乏经常兴致高涨的时候。每到此际，她会主动地取出自北平带出来的那管玉屏箫和一枝笛子，吹奏一曲。母亲常吹的曲子有《刺虎》、《林冲夜奔》、《游园惊梦》和《春江花月夜》。那双手，如此轻盈跳跃在每个音阶上，却又是那般秀美而富才情的了。
去夏返台时，注意到母亲的手上添了更多斑纹，也微有颤抖，那枚结婚戒指竟显得稍许松大了。有一天上午，家中只留下母亲和我，我去厨房沏了茶，倒一杯奉给她。当我把杯子放在她手中时，第一次那样贴近看清了那双手，我却不敢轻易去触抚。霎时间那双手变得硕大无比，大得使我为将于三日后离台远航八千里路云和月找到了恒定的力量。
母亲的手，从未涂过蔻丹，也未加过任何化妆品的润饰。惟其如此，那是一双至大完美的手。
第四部分：游子吟母亲的厨房（1）
张洁
最后，日子还是得一日三餐地过下去，便只好走进母亲的厨房，虽然母亲1987年就从厨房退役，但她在世和刚刚走开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厨房还是母亲的，每一家的厨房，只要有母亲在，就一定是母亲的厨房。
我站在厨房里，为从老厨房带过来的一刀、一铲、一瓢、一碗、一筷、一勺而伤情。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母亲用过的。
也为母亲没能见到这新厨房，和新厨房里的每一样新东西而嘴里发苦，心里发灰。
为新厨房置办这个带烤箱的、四个火眼的炉子的时候，母亲还健在，我曾夸下海口：“妈，等咱们搬进新家，我给您烤蛋糕、烤鸡吃。”
看看厨房的地面，也是怕母亲上了年纪腿脚不便，铺了防滑的釉砖。可是，母亲根本就没能走进这个新家。
事到如今，这一切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分到这套房子以后，我没带母亲来看过，总想装修好了、搬完家、布置好了再让她进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她住进了医院，又想她出院的时候，把她从医院直接接到新家。
可是我让那家装修公司给坑了。
我对当前社会的认识实在太浮浅了，想不到他们骗人会骗到这种地步。
因为一辈子都怕欠着人家落个坑蒙拐骗的恶象，虽然他们开价很高，我还是将所有的抽屉搜刮一净，毫无保留地如数交付。
半个多月以后，母亲就住进了医院，我哪里还顾得上守着这伙只想赚钱不讲良心的商人？他们趁我无暇顾及的困难之时，干脆接了别人的活儿，把我的活儿撂在那里不干，这还不算，还把我的房子当成了他们的加工厂和仓库，在我的房子里给别的用户加工订货，整整四个月，叮叮咣咣，吵得四邻不安，把一套好端端的房子弄得像是遭了地震。
四个月，在深圳就是一栋楼也盖起来了，不明底细的人可能还以为我在房子里又套盖了一座宫殿。
这样，我原来的房子就无法腾出，等着搬进的同志几次三番地催促，我那时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只好先把一部分东西寄存在朋友家，剩下的东西统统塞进新家最小的一间屋子里，那间屋子满得就像填充得很好的防震包装箱。
可是直到母亲出院的时候，这房子还不能进入，我只好先把她接到先生的家里。
所以母亲是在先生家里过世的。
谁让我老是相信装修公司的鬼话，以为不久就能搬进新家，手上只留了几件日常换冼的衣服，谁又料到手术非常成功的母亲会突然去世。以至她上路的时候，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没能穿上，更不要说是她最喜欢的那套。
本来就毫无办事能力的我，一时间不但要仓促上阵，操办母亲的后事；更主要的是我无法离开母亲一步，我和母亲今生今世的缘分，也只剩下那最后的几个小时了。
而且我也不可能在这几个小时里，从那个填充得很好的防震包装箱里，找出母亲的衣物。
要命的是钥匙在装修公司的手里，我上哪儿去找他们？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通常他们要在九点多钟才开始工作。
火葬场的人十点钟就要来了。
如果是自己的家，母亲在家里多停一两天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母亲一生都自尊自爱，绝不愿、也不曾给人（包括给我）添乱，惹人生烦，不但自己这样，也这样教育我和孩子。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也不那么容易，要不是一位很会办事的同志的努力，还不知道火葬场什么时候来接母亲。
从不愿意忍痛的我，清清明明地忍了痛。那一会儿，活到五十四岁也长不大的我，一下子就长大了。
当然，张家的女人从来不大在意这些外面的事情。这些事远不如别的事让我觉得有负于把我养育成人的母亲。比如，这一辈子我让她伤了多少心？
厨房里的每一件家伙什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来对付日子的时候了。”
我觉得无从下手。
第四部分：游子吟母亲的厨房（2）
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炝过的葱花，四边焦黄。我从那上面，仍然能嗅到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
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那件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取其坚牢久远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伏身在厨房的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
这副花镜，真还有一段故事。
记得母亲的“关系”还没从她退休的郑州第八铁路小学转到北京来的时候，她必须经常到新街口邮局领取每月的退休工资；或给原单位寄信，请求帮助办理落户北京所需要的、其实毫无必要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或是邮寄同样毫无必要的、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那些手续，办起来就像通俗小说那样的节外生枝，于是这样的信件就只好日以继月地往来下去。
那次，母亲又到新街口邮局寄这些玩艺儿，回家以后，她发现花镜丢了！便马上返回新街口邮局，而且不惜牺牲地花五分钱坐了公共汽车。
平时她去新街口，都是以步代车。就是购物回来，也是背着、抱着，走一走、歇一歇，舍不得花五分钱坐一回公共汽车。
可以想见母亲找得多么仔细，大概就差没有把新街口邮局刮下一层皮了。她茫然地对着突然变得非常之大的新街口邮局，弄不懂为什么找不到她的眼镜了。
用母亲的话说，我们那时可谓穷得叮当乱响，更何况配眼镜时，我坚持要最好的镜片。别的我不懂，我只知道，眼睛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器官，1966年那个时候，那副十三块多钱的镜片，可以说是花镜片里最好的片子了，谁知二十五年以后，母亲还是面临失明、人体各系统的功能全部衰竭、卒中而去，或是以她八十岁的高龄上手术台的抉择。
回家以后，她失魂落魄地对我说到丢了眼镜的事，丢了这样贵的眼镜，母亲可不觉得就像犯了万死之罪。
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又花了十几块钱配了一副花镜之后，母亲还不死心地到新街口邮局探问，有没有人拣到一副花镜？
没有！
花镜不像近视镜，特别是母亲的花镜，那时的度数还不很深，又仅仅是花而已，大多数老人都可通用。尽管那时已经大力开展了学雷锋的运动，只怪母亲的运气不佳，始终没有碰上一个活雷锋。
她仅仅是找那副眼镜么？
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这些折磨，我就仇恨这个生活。
后配的这副眼镜，一直用到她的眼睛用什么眼镜都不行了的时候。再到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