瘸子报信。赵瘸子将鸭子托给来人，自己从船舱里拎出暗藏的自行车，飞骑回来。
三里蹦正在天井里纳鞋底，见赵瘸子推了院门进来，吃了一惊，便高声说道：“瘸子，你这时辰回来干吗？”实际上是向屋里人报警。高一举与巧云正在港湾，听到三里蹦的大声警报，吓了一个激凌，连忙分开穿衣系带，好在是夏天，衣服不多，三扯两套就穿好了。巧云打开窗子，让高一举从窗户出去。高一举趁巧云不备，将那块手表撸了下来，跳窗而逃。
这边赵瘸子搡开大门，又擂开房门，见一个人影破窗而出，便跟着爬出窗户，却见高一举飞跑出了村口。到底是缺条腿，哪里撵得上高一举，只得眼睁睁地瞪着高一举绝尘而去。赵瘸子怒气冲冲地回来，巧云也跑掉了，跑到她大舅舅家躲了起来。只有一个三里蹦在，三里蹦是有名的泼妇，又是个半条命的老太婆，你赵瘸子敢把她怎么样？
这件事当时成了轰动汉留的特大新闻，人们口耳相传，街谈巷议。由此还引发了汉留人的一场空前热烈的大讨论，讨论的主题是：高一举该不该撸下那块手表？随着讨论的深入，基本上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高一举不该撸下那块手表，是为“不该说”。“不该说”者以年轻人居多，他们认为，男欢女爱，感情为重，而手表是感情的信物，情思的寄托，既然送了，怎么能“撸”回来呢？高一举这么做太“小人”了，压根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为。
第二种观点认为，高一举应该撸下那块手表，是为“应该说”。持“应该说”者以有了点年纪的人居多，他们认为，既然“奸情败露”，关系肯定要断；而高一举才得手了几回，就丢下一块名贵手表，这对高一举太不公平了；况且，是不是赵瘸子他们放的鸽子？如是，就更应该撸了。他们甚至十分钦佩高一举，在那种情形之下能慌而不乱，真是不简单哪！也只有高一举才能做得出来！
两种观点激烈交锋，互不相让，同时也分不出胜负。当时我是十七八岁的少年，毫无疑问是第一种观点的坚定支持者。高一举在我们年轻人心目中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现在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回过头来想想，则对高一举采取宽容的态度了。也许高一举当时并不宽裕，毕竟就拿三四十块钱，要养几个孩子，他不过是在巧云面前装阔罢了。等到事情败露、关系不得不断的时候，高一举舍不得那块手表了，而宁愿挨一顿皮肉之苦。因为根据我们老家的乡风，搞了人家的老婆，或者破财，或者破身（挨打），两者必居其一。高一举说到底还是顾家的，他可能在权衡利害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高一举的这一举动，首先刺激的是三里蹦，三里蹦当场就蹦了起来。三里蹦本来的如意算盘是，巧云应付高一举一年半载，迟早能落块名牌手表，而待到巧云出阁的时候，照规矩手表是要丢给弟弟巧生的。巧生的手腕上套一块明晃晃的上海手表，那多抬人哪，哪有姑娘见了不动心的？可以说媳妇的一条腿就跨进门槛里来了。现在如意算盘落空了，三里蹦当然要一蹦三尺高了。三里蹦蹦出院门，蹦向高一举家的方向，巧生把她拽了回来。巧生说：“你还嫌丢人丢得不够？生怕汉留人不知道是不是？”一句话提醒了三里蹦，三里蹦在自家的天井里蹦了三圈后，又蹦到“死鬼”坟头哭坟去了。
赵瘸子可咽不下这口气，高一举动了他的女人，又把手表撸走了，又不找人打招呼赔罪，这就逼着赵瘸子不得不用拳头说话，否则，我赵瘸子从今往后还怎么在汉留街上行走？
这天夜里，高一举下了班，出厂门刚拐过墙角，守候多时的赵瘸子颠了出来，拦住了高一举的去路。高一举那时候还年轻，腿脚又好，要跑是完全能跑脱的，至少甩开赵瘸子不在话下，但高一举没跑。赵瘸子从小就练拳，臂粗拳重，加上常跟知青们练打，下拳很够分量，几拳就将高一举打趴下了。赵瘸子搓搓拳头“大摇大摆”地走了，高一举在地上躺了半天，才挣扎着起来，踉踉跄跄回到了家。王梅问他怎么了，高一举说不小心跌了一跤，躺两天就好了。
两天后，高一举又神气活现上班去了，人堆里照样插科打诨逗人发笑，见到大姑娘小媳妇照样走不动路迈不开步。看他的光景，似乎前一场风波已经结束，就像到餐馆里吃饭，酒足饭饱之后，掏钱付账，就算完了。至于下一顿，酒菜还是要吃，账还是要付，得永远吃下去、付下去。
第二章 语言大师高一举的风流韵事承认自己有心病（1）
与高一举重逢以后，有关高一举返城之后，尤其是进报社以来的一些事情慢慢地传入了我的耳朵里。当然，刚开始是表象的肤浅的，渐渐地就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了。
因为在一个系统，所以时常有谈起高一举的机会。起先，人们会说：“高一举挺逗的。”余话无多。后来，话就稍多起来，人们会说：“高一举嘛，挺聪明，挺口才，就是……嘿嘿……”脸上露出滑稽一笑。我当然明白这其中的含义。再后来，人们谈论高一举就更具体了，他们会反问道：“你知道高一举的名言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一脸茫然。
“高一举的名言是：
十个女人九个肯，就怕男人嘴不稳；
十个女人九个愿，就怕男人不会骗。”
高一举是第一批通过招聘这种形式来到“上层建筑”的人之一，此前从未有过招聘一说，此前“上层建筑”进人，都是通过分配、调干、选调等形式。来到报社后，高一举笔头子快捷，新闻敏锐，作风勤勉，人际关系和谐，本来是一年的试用期，高一举只试用了半年，便提前转正了。不久，高一举便在业务上脱颖而出，表现出了过人的新闻敏感与职业素养。有一次，当地有一位文化名人结婚，部里派了一名年轻的记者前去采访婚礼。这天晚上轮到高一举值班，高一举刚在食堂用过晚餐，采访婚礼的年轻记者也来到食堂吃晚饭了。高一举吃惊地问道：“你不是采访婚礼的吗？这会正是热闹的时候，你怎么回来了？”
年轻记者说：“别提了！婚礼取消了，还采访什么？”
高一举一拍大腿说：“取消婚礼，那就更值得采访啦！”
“为什么？”年轻记者不解地问。
“你想啊，”高一举耐心地解释道，“文化名人结婚是新闻，突然取消婚礼是更大的新闻啊！”
年轻的记者恍然大悟，晚饭也顾不上吃了，掉转屁股就赶去采访。果不其然，年轻记者当天逮到了一条大鱼，第二天曝了一个独家猛料。原来就在文化名人偕未婚妻前去办理登记时，斜刺里冲出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指责这位名人始乱终弃，为了攀上豪门，忍心抛弃同居几年的情人和亲生骨肉！于是名人的结婚登记给搅了，晚上的婚礼当然也就黄了。
从婚礼的取消发掘出蕴涵其中的更大的新闻价值，这成了体现新闻人职业素质的一则经典案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在多年的年轻记者训导班上，以及在一轮又一轮的通讯员培训班上，解析这个案例成了一个保留节目。高一举因此而奠定了江东新闻界“业务尖子”的历史地位。
大凡新闻媒体，都有自己的通讯员队伍，每个记者手里都掌握着一批数量不等的通讯员。这种体系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更为完整。在通讯员中，那些年轻漂亮的女通讯员与记者之间的关系，颇似文学女青年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有：一、后者（记者、作家）有着职业及专业的优势，有一定的专业造诣；二、后者一般都有所成就，小有名气；三、前者（通讯女青年、文学女青年）大多年轻，面容姣好，相应的业务上一般起步不久；四、前者一般都有求于后者。
高一举作为文化口子的记者，手里也掌握着一批通讯员。高一举非常重视年轻女通讯员队伍的建设，亲手抓这项工作，常抓不懈。高一举往对口单位走动的频率，取决于这个单位有没有年轻的女通讯员，以及该年轻女通讯员的漂亮程度。高一举还常常向对口单位暗示，要求换一个“年轻一点的、出挑一点的、看上去顺眼一点的”。对口单位为了经常上报，一般都能积极配合。所以高一举手下的通讯员队伍，“通讯女青年”比例甚高。
高一举与这些“通讯女青年”有着良好的合作，合作双方往往取得双赢的效果。每每发稿，高一举总是甘当绿叶，将女通讯员的名字放在前面，自己的名字殿后。高一举已经成名，他并不稀罕这第一作者的虚名；同时，亦不影响报社对自己的考核（奖金）。而女通讯员既拿了稿费，又为单位立了功，什么位子、房子、“红票子”（党票）、“绿票子”（钞票）等等，就源源不断地来了。在这种良性循环之下，高一举若是提出个把“小小的要求”，“通讯女青年”们当然会慨然允之了；有时“通讯女青年”主动地引之导之，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在这种长期的愉快的互动合作中，免不了有一些粉红色的传说次第逸出。日积月累，这样的传说就有了一定的数量与分量。领导就有了一定的压力；压力越来越大，领导就有些扛不住了。于是，“为了在更高的层次上把好稿件关”，高一举被调整到了编辑的岗位上。
编辑是坐班的，与外面相对隔膜，当然与通讯员们也没有什么接触了。高一举虽然憋得难受，可也没有办法。那些“通讯女青年”们开始还常来看看他，可大家都很忙，渐渐地就看得少了，时间一长也就慢慢冷掉了。高一举是明白人，当然明白人走茶凉的道理，很快便坦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