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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十年“文革”又开始了。“文革”中他自然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地；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整天开不完的批斗会；写不完的检查；还被隔离审查过；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是后来一旦国家要上项目了；造反派傻眼了；只好让他出来主持技术工作。 1970年福建要建坑边站了；他刚刚被“解放”，恢复工作不久；担任了设计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军代表。为了方便使用和节约投资；他提出一个和军代表有很大不同的设计方案；当然遭到军代表的否定。别的技术人员刚刚恢复工作都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对军宣队唯唯诺诺；而李道洪则不肯买什么人的面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于是引起某些人的嫉恨。好心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坚持己见了；“识相”一点好。李道洪想：这样可不行；将来子孙后代会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的；会骂我们是败家子。他再次向军代表力陈利弊；他的方案最后终于获得通过；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1975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要他到厦门去开会。
原来是周总理对厦门的港口建设说话了：“一定要把厦门港建好！”为了开展国际贸易；国家决定要把厦门原在解放前太古洋行造的一个小码头；扩建成一个国际港口；这就需要有与港口相配套的铁路设施；要设计一个路港联动的编组站。这是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上级的指示是：“只能接受任务；不能讨价还价；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在这个综合工程中；他担任了总体设计组的负责人。 按常规；港区铁路应在陆地选线；这样既简单又省力；又无风险。但他考虑到；厦门将来还要大发展；陆地选线占地太多；这对于寸土寸金的海岛城市来说损失太大；何况还要占用一个已废弃的旧机场。经过科学的论证后；他大胆提出了在海滩软土上选线建站、向海滩要地的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可避免大量占地拆迁；而且建成后的路基还可以围滩造地一千八百余亩；为国家节约资金三千余万元。同时他认为；厦门现在没有国际机场；但不一定将来不需要建设国际机场；将来一旦要建国际机场；还可以利用旧机场的基地。厦门市后来的发展；正如李道预计的那样；五年后；厦门国际机场上马了；就是在李道笔下被保留下来的废机场上重建的；这一项设计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1994年联合国世界银行专家组来此考察；称赞这项工程“独特新颖；别具一格；为海港区铁路配套工程设计开了个好的先例”。
1984年；国家决定上马福建水口电站；这个项目由世界银行贷款二十多个亿。这个电站的建设要淹没原有的外福铁路北段的四十公里铁道；因而这段铁路整体要改线。改线的设计和施工任务又落到李道的肩上。 世界银行的专家提出；外福线的改线工程；必须在1989年11月30日以前完成；否则将取消对水口电站二十多个亿的贷款。为此；国家计委下达了死命令；外福铁路改线投资四个亿；四年内必须全部完成。这样一来；无论是投资额还是工期；都与原先铁道部批准的计划相去甚远。为了保证工程的实施；李道和他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论证；决定更改方案；由“北—南—北”的方案改为全部走北线的方案。新的构思遭到部分同行的反对；但李道洪一旦拿稳了主意就决心动手了；况且工期实在太紧；他顾不得许多了。他向部里提交了可行性报告；立下军令状；一头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连续三年没回家过春节。这期间；世界银行每三年来检查一次工作；每次都表示非常满意。最终他们仅用了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全线建成通车；而且又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投资。 在那些军令如山倒；夜以继日的日子里；他无法顾及到家庭。
他的夫人王承嫣也是高级工程师；是福州城市建设局的自来水建设工程专家。两夫妻常年奔忙在外；常常要把两个女儿托付给保姆照看。当年；他们的小女儿就要出生了；而李道洪有任务在身；他急忙把妻子送进医院；然后从医院径直奔向火车站……等他在任务的间隙回到家时；女儿已经四个月了。对事业的执著；王承嫣自己也有体会；所以她很理解丈夫；尽力挑起了家庭的生活和教育孩子重担。现在他们的女儿女婿都成为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 粉碎“四人帮”后；李道连续两届被选为福建省政协委员；还当过江西省的政协委员；并代表福建省科技界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王兆国同志紧握着他的手说：“感谢您；李道同志；感谢您为福建人民作出的贡献！”
1989年；他从福建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建设福建第二通道的设想；在南平到恒丰间再建一条铁路。现在从上海坐火车可以直达武夷山；走的就是这条铁路。 1999年；福建电视台在国庆节期间；播放了专题片《无悔人生》；记录了他那饱含酸甜苦辣的奋斗历程。
第三部分 短命侯爷第48节 屡·败·屡·战（3）
舞台美术专家李道善
李道善是李家老大房李瀚章的后代；即李经畲的曾孙，李国成的孙子，李家美的小儿子；现名李畅；1929年生于北京甘石桥李家大院。 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喜欢艺术（他家从高祖李瀚章起；几代老太爷都是戏迷；家中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戏）；唱歌、唱戏、画画、武术等样样都来；后来竟成了终身的职业了。
抗战时他随父母到了重庆；十几岁就加入了左翼文化团体的演出活动；1945年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到南京他跟到南京；解放后学校搬到北京他也跟到北京。后来该校与延安鲁艺及华北大学第三部合并为中央戏剧学院；他亦随之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在舞台美术系任教。 50年代；他参加了国家青年代表团出国演出；回国后重新分配工作。领导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他认为学校艺术氛围不错；教书能发挥他的特长；就又回到系里任教。几十年来；他辛勤地耕耘在舞台美术这块还少有人涉猎的园地上；累积了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著有《剧场与舞台美术》、《舞台机械》、《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等著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和该校图书馆馆长。1954年起；还兼任中央文化部剧场建筑顾问、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发起人之一）。
粉碎“四人帮”以后；担任了国际舞台美术学会中国分会秘书长；国家投资几十个亿的大剧院项目重新上马时；他担任专家组组长。 按说；李道善干的是幕后的工作；舞台美术嘛；不怎么出头露面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无名英雄；何况他生性又不喜张扬；喜欢在笔头上下功夫。可是他没想到；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还是出了一次“大风头”；就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的时候；一不小心；竟成了北京戏剧界的第三号大右派；名字还上了《人民日报》；批判他的文章占了整整半个版面。单位里则整天大会批；小会批；甚至还搬出了他的老师欧阳予倩等老先生；来声泪俱下地“帮助”他；弄得他的名字在文艺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李道善人很活跃；性子直爽；办事一贯热心；说话据说很有鼓动性。其实他不过是在“鸣放”期间向领导提了点意见；诸如外行领导内行啦，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一定有阶级性啦，应该建立一个舞美专业的协会组织啦等等；都是大家常谈的话题；有的甚至是很好的工作建议。但是一旦你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时；那就对不起了；你说的什么话；做的什么事；就都成了别有用心的了。
又碰上李道善是个不大肯买账的脾气；满不在乎；挨完斗还去东安市场吃西餐；那思想问题就更严重了。结果七斗八斗；把他斗成了个“二级右派”。 那时右派也是分等级的（笔者实在孤陋寡闻；乃头一次听说）；一级右派是要进监狱的；二级右派要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有的是在城市郊区；有的则发配到新疆、青海、黑龙江等边远地方；“锻炼”的时间有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不等；也有的一直“锻炼”到死；三级右派是留在原单位（或是调换一个工作）；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但也不轻松；不是降级就是降薪。二级右派是不允许你养家糊口的；每月只发十八元钱的个人生活费。 李道善很“幸运”地被划入“二级”；而且没有去外地；被遣往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大队劳动“锻炼”。尽管一“锻炼”就是六年；尽管那年他只有二十六岁；尽管他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尽管他背起铺盖卷加入劳动“锻炼”的大军时；他的妻子谢延宁正在医院里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好在那时的右派也多；光中央戏剧学院就抓出来四五十个（据说全国有五十四万）；前往农村住集体宿舍也不算寂寞。
何况；他的大哥李道和也“幸运”地当了右派；他原本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在《内蒙古日报》当记者；后来在包头市师范学院当教授、外语系主任；不知说了句什么话；也成了右派。于是李道善也算“道不孤”。在农村；种地、挖沟、修水库；什么活儿都干…… 其实当时的上层领导中也不乏明白人；北京市长彭真就是其中一个。据说把这些年轻聪明的右派留在北京郊区劳动“锻炼”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