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越高，所以遵从将网络维系在一起的规范或权威性要求的倾向也就越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初始投资者和使之维持的参与都不能都获得回报，就不会发展出任何制度。（马尔科姆·沃特斯，２０００：７７）
布劳认为促使往来联系形成的力量就是社会引力。一旦确立起相互之间的吸引，社会交换也就开始了。当一个人在交换中处于匮乏境地时，就有这种可能，从而只有使自己服从他人，才能使交换维持下去。他人可以获得一种权力信用，也就是一种可用于以后交换的命令权力。所以，如果说某些人为他人所依靠，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人就是富有权力的。（马尔科姆·沃特斯，２０００：７９）
交换理论提出了许多命题，与此项研究关系密切的如：
当与其他人互动的时候，人们都在寻求使自己收益最大，付出最少；
人都是理性的，他们会在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的情况下，权衡付出与收获，从而在行动前思考选择哪种方式；
社会交换被互惠标准所调节；
关系中互动的动力，以及长时期关系的稳定性，取决于关系中的当事人对吸引与依赖水平的对比。
占据社会控制研究主流地位的，一直是政治学与法学的视角（科恩，１９８８），基于社会控制是稳定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这一价值出发点。其中许多论述，也显示出一定交换理论的倾向，如认为“社会控制把人们分为体面和不体面的，它使有些人丢脸却保护其他人的名誉。”社会控制实质上是对人们利益关系的维持，只有当控制行为调整到能够被受控方接受的状态时，社会才会稳定（李平安，１９８７）。社会干预的每一增加给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带来的利益应大于它对作为个人的人引起的不便，社会控制应该“给予我们最多的福利而最少地剥夺我们的自由。” （罗斯，１９８８：318…324）
除了社会交换理论之外，本研究不同章节的讨论中，还将会涉及到社会控制理论、福柯的权力理论、性脚本理论、社会网理论、社会性别理论，等等。
关于多性伙伴的论文 第一章 绪论研究目标与假设（1）
此项研究包括４个具体目标：
１， 考察自我控制、非正式控制在多性伙伴行为者身上的表现。这种控制是否还存在？它们与多性伙伴行为者之间是怎样的互动关系？
２， 如果社会控制对多性伙伴行为者已失去效应，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特别
是与非多性伙伴行为者相对比的时候。
３， 对比以往的国内外定量调查，看那些定量调查的分析结果在本项研究的受访者身上是否同样适用。即，本项研究中的多性伙伴行为者是否具有定量调查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特点。如果不具有，为什么？
４， 本研究中的多性伙伴行为者对安全性行为是否特别关注？如果他们也如定量调查中所显示出来的那样不经常使用安全套，则需要深究其背后的原因。
此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学术意义：
通过应用社会交换理论，通过个案研究法考察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专制主义色彩逐步淡去的国家，社会控制是如何解体的，个人的性脚本是如何改写的，从而对社会交换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福柯的权力理论、性脚本理论以及多性伙伴行为者的研究做出新的丰富。
现实意义：
通过本项研究试图进一步指出，政府或各类组织不应该对私人行为强行进行干预，任何控制只有建立在使受控制者真正受益的基础上，才可能是有效的；同时，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多性伙伴行为者这一高危人群对ＨＩＶ／ＡＩＤＳ的风险做出自觉的、积极的回应。
研究假设
１，传统的进行非正式控制的组织同受控制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弱化了，从而为多性伙伴行为者将其解体提供了可能。
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得以实现是个人与社会进行利益交换的结果，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定，原有交换关系面临全面破损。家庭、单位（工作场所）、社区这三种社会控制组织无法再与多性伙伴行为者完成交换，因此其控制力已经解体。
中国家庭昔日控制方式主要是：观念灌输，大家庭同住，择偶对象的管理，等等。但在今天，人们更早地独立生活，社会以核心小家庭为主，婚姻自主。转型的中国，家庭这一初级群体的功能外移，许多功能甚至消失。在一个人成年后，特别是独立成家后，出生家庭的控制与他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几乎不存在。因此，个人与家庭之交换消解。
中国的单位在过去为个人所依赖，它以奖惩、强制管理等作为控制手段，单位几乎是除家庭之外的唯一生活场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交换”被消解，单位不再关心“私事”，荣誉、地位、尊重等交换的力度大大下降，单位对个人性行为的控制也大大减弱。
社区控制在专制时期是介于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之间的一种手段，等同于一级政府部门，现在则主要转型为服务功能，不再能够通过提供荣誉或施加耻辱、惩罚来同个人私事构成交换。
２，当前中国的多性伙伴行为者具有一些共同的背景，而没有这些背景可能便是虽然处于同样的社会转型期，但某些人并未越轨的原因。转型社会中，个人的自由迁移，都市的现代化，观念开放的小环境，都促成了社会控制与个人交换的丧失及解体。
与布劳的观点相契合，当一个人摆脱了馈乏、不依赖状态时，也就不会给别人以权力，也就不会再受别人的社会控制。因此，多性伙伴者更多是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等在职业中受约束较少的人，或是在职业中具有权力的人士，或独身者（特别是女性独身者）。他们更多不担心因为越轨而受到惩罚。
他们多拥有广泛的社会交往机会，工作单位内部的人际交往只是他们人际交往的一小部分，这将使他们结识许多不会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圈子发生任何关系的个人，而与这些人发生的性关系略加隐藏便可以摆脱掉组织的控制，摆脱交换关系。互联网的出现，扩展了人际交往手段，也扩大了多性伙伴行为者的队伍。
如果一个人从性的自律中得不到回报，他看到其他不自律者很快乐却无人干涉，将有助于他也不再自律。多性伙伴行为者在越轨之前便有一个行为参照系，这可能是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经常接触的性自由信息。
他们或者是性情更为自由，对即使可能存在的冷眼也不以为然，甚至乐于与之对抗的人，或者是拥有更多的隐藏技巧的人。
３，绝大多数多性伙伴行为者，都经历了一次性脚本的自我修改过程，在此过程中，最稳定的自我控制被解构了。
得以修改个人生命历程中性脚本的人，至少都具有下列特征中的二者：从原居住地迁移到其它城市定居；生活在开放的大都市；工作单位或朋友圈提供了一个性观念开明的小环境；性观念与经历开放的同伴，特别是异性同伴的影响；对互联网的充分利用；等等。
４，非正式控制需经过自我控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即，社会权力与个人服从的交换关系只能在自我控制中建立起来。当一个人对交换价值采取低估和蔑视态度时，非正式控制便无法转换为自我控制，交换关系也就无法实现。即，个人对权力的蔑视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解这种权力的影响力。
关于多性伙伴的论文 第一章 绪论研究目标与假设（2）
５，在对性目的之选择上，多性伙伴行为者中的许多人崇尚性的娱乐态度，但并未放弃对爱的追求，可谓娱乐与关系二种性的目的兼具。即使对于性伙伴数目最多的极少数人，爱的能力也并没有如罗洛·梅所说的那样丧失了。娱乐与关系并重的倾向在男性中表现的尤为典型。
女性则分裂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信奉性的娱乐作用；另一种坚持强调性的关系作用
，她们相信自己的多性伴行为完全是因为关系，甚至坚决反对性的娱乐态度。她们对自己拥有很多性伙伴的解释是：爱情改变了。
６，多性伙伴行为者因为社会交换的缺失而通过多性伙伴实现新的交换，但是价值调适原则同样制约着他们，到一定时候，此人群出现一次分裂：一部分人不断寻求更刺激、更与传统社会控制相悖的方式，如换妻、群交、ＳＭ，等等；另一部分人则渴望回归传统的爱情关系，渴望回归稳定的、平静的家庭生活，他们的表现会被误解为“性革命失败”，其实只是边际效益递减的结果。
７，中国政府多年的ＨＩＶ／ＡＩＤＳ预防宣传在多性伙伴行为者心中引发的更多是短暂的恐惧，并未导致安全性行为的普遍使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少使用或从不使用安全套，但他们的性关系对象均十分广，这成为一种潜在的危胁。他们或者认为ＡＩＤＳ离自己很远，或者无法抗拒不使用安全套的诱惑或男伴的要求。在一起人中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有过不使用安全套的历史，所以认为现在开始使用也来不及了，就更不使用，甚至以“死也甘心”的说辞来安慰自己和面对访谈者。在这背后，也有男权文化的作用不容低估。
第二章 方法论访谈对象的获取与伦理规则
按着上一章定义的“多性伙伴行为者”的标准，本研究主要通过两个方法获取研究对象：
方法一：由熟人入手，进而采取滚雪球的方法。首先从我已经掌握并熟知了一些多性伙伴行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