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Ｚ家来了客人，我只能同Ｚ睡一个房间，他妈妈问，你们怎么睡。Ｚ说，你别管了！从那以后，我们同居的事便公开了。（Ｆ１７）
从这些父母控制权力解体的事例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规律：这些摆脱控制的人，都是更注重自由，更有勇气向父母争取自己权力的人。这也从而证实了我们的另一个假设：真正摆脱权力控制的人，都是蔑视权力的人。对此，我们还将在后面继续讨论。
本研究中的受访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同父母住在一起的。其中许多人的父母还在外地。
父母没有对我构成任何限制，因为我所做的一切父母都不知道，早就不生活在一起了，不可能知道。（Ｍ０５）
父母回老家了，我一个人在北京，更没有人管我了。（Ｆ０７）
像Ｆ１３、Ｆ１４则从父母家中搬了出来，而搬出的理由就是为了性生活上更为自由。
西方的研究也表明，与父母分开居住，是多性伙伴行为者重要的方便条件。而那些与父母住的很近的人，以及偷情约会可能会被父母知晓的人，便会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控制，虽然并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行为。表面上看，这样的控制还是存在。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只是基于一种想减少麻烦的考虑，而不是真地畏惧权力。
Ｍ１０和他提及的那位女友，便属于此类：
我不断往返于京石之间，而老婆这时已生孩子了，留在北京。所以，当我在石家庄的时候便很自由，为我的越轨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回到石家庄后的第一个女人是客户，有业务关系。当时我租了一处民宅，房东是朋友介绍认识的，而且他就住在同一个小区里。每次情人去我那里，我们都选择很晚才回去，天黑了看到的人少，而且我们还要前后分别进屋。大多数时候晚先开门进去，好在后面几十步的地方跟进去。早晨走的时候，也通常走的很早，避免让别人看到，而且也是分别走。
当时主要是担心房东看到，再告诉那朋友，而那朋友又同我的父母很熟，怕他说。现在想来其实是多虑了，就算房东和那朋友看到也没有什么，也不会说，但当时还是很有一些担心。
……
再下面一个女人是我十七八岁时喜欢过的一个女孩子。这时她离婚了，我们很偶然地相逢，常在一起谈天，后来就上床了。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心理满足，是圆昔日之梦，而对她来说，应该是一种生理需要。我们没有恋爱，没有谈情所爱。她去我过我租住的房子几次。她自己也有一个住处，和父母家在一个小区里，我曾多次在白天给她打电话说想过去，她都拒绝了，她肯定是担心邻居看到。有几次特别晚的时候，她同意我去了，但是坚决不同意做爱，更不让过夜，我想她是担心父母看见。（Ｍ１０）
Ｆ１５还是一位大一学生，在她和父母之间，还没有出现Ｆ１３和Ｆ１４与父母的那种冲突与和解过程，她还在小心地回避着父母的注意，但其行为的大胆与出轨，使我们无法相信父母可能的压力在她心目中有多么重要。
我家住在１７层，邻居都是父亲单位的同事，很熟的。
电梯一般是夜里１２点停。我夜里外出，即使电梯没停也不敢坐呀，总是爬１７楼。有几次出去的时候，因为电梯没有停，我怕看电梯的大妈看到我，便不敢从一楼的楼道经过，而总是从二楼楼道的窗户跳出去。
第三章 控制的丧失与持续两个家庭，一松一紧（4）
但有一次，快１２点了，我以为看电梯的大妈应该回家了，所以就大模大样地从一楼走，没想到她还没走，看到了我。
她问我，这么晚你还出去呀。
当时正是非典时期，我便说，是呀，在家里实在闷，出去散散步。
她问，我等你吗？
我说，您别等。
她又问，你妈妈知道你出去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原来你背着妈妈出去呀。
我便威胁她：你别对我妈说啊，你说了我就不理你了！
很不巧的是，几天后这样的事又重演了一遍，仍然是同样的对话。
这个看电梯的大妈是一个碎嘴子，我无数次看到从别人下电梯后，她对仍在电梯里的人讲这人家里的闲言碎语。如果我不叮嘱她，她肯定会和我妈说，我叮嘱了，她就不会说了。但是，我相信她肯定会和别人说，而且她也肯定不相信我是出去散步。但别人怎么议论我就不介意了，只要我父母不知道就行。（Ｆ１５）
我们可以清楚地确信的是，Ｆ１５经历与Ｆ１３、Ｆ１４那样和父母的冲突过程，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她是此项研究中年龄最小的受访者。
与父母对多性伙伴行为者权力的逐步丧失相对比，是配偶的控制权力的强大。
婚姻家庭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控制仍然很强，这使得他们不得不采取回避、隐藏等手段，尽可能地不使婚内配偶或同居对象获知他们其它的性活动。同配偶之间的交换关系之所以仍然非常被看重，很大程度是因为已婚的多性伙伴行为者几乎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会将每一个性对象都当作婚姻的替补选择；更何况；离婚与再婚的过程也是一项巨大的支出。他们并不想因为自己的浪漫破坏婚姻的稳定。以浪漫破坏婚姻是一个不合算的交换，但是，完全放弃浪漫来维护婚姻的稳固同样是不合算的交换，所以，在进行了一番交换理论所说的理性权衡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便是，仍然保持婚外的风流，但对配偶全力隐瞒，以保持婚姻内部的稳定交换关系。一旦婚外性败露，就可能要付出代价，而这将使多性伙伴行为者的利益受损。
下面这些受访者的陈述，为配偶的控制力提供着注解。这里的“配偶”，也包括具有稳定同居关系的对象。
除了回避我同伴，别引起她的注意，我不关心任何人的态度。（Ｆ０５）
我的事老婆一直不知道，只有一次例外。当时和一个女士关系密切，老婆交电话费时无意间发现了我们的密切通话，但我没有承认。老婆去找那个女士，她也没有承认。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但从那以后，老婆对我盯的更紧了，我现在调到远离老家的地方工作，她也跟了过来，以前就不会这样。（Ｍ０８）
下面一个女人也是老婆的朋友。我们上过床后，三个人再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些尴尬，当时正有一些生意上的合作，但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却显现出来，说话的时候带刺儿，发酸，互相都对我说不喜欢对方了，也许是老婆有感觉了吧。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结束了生意上的合作，并且也结束了我同她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的生活，老婆也有过怀疑，因为在北京的时候我也常回来特别晚。但我多次对她强调，我那只是陪客户的需要，我不喜欢歌舞厅那样的场所，而且不喜欢找小姐。我平时对老婆很好，对老丈人和丈母娘也特别好，表现得很传统，只关心赚钱，他们都喜欢我，也不会想到这么好的一个丈夫和女婿竟会有那么多婚外性关系。
我也同老婆讨论过别人的婚外恋，我说我轻易不会那样做，家庭稳定才会有事业的发展。（Ｍ１０）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受访者中，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担心配偶发现而放弃与其他人的性关系。他们只是会采取更为小心的措施，避免被配偶发现。这其实仍是在遵从交换理论所说的“付出少而得到多”的交换原则。即使在配偶发现后，也抵赖不承认。而这种抵赖往往能够成功，是因为家庭稳定符合配偶双方的利益，没有外遇的那一方也并不想使冲突无限扩大到“内战”不断，危及婚姻的地步，所以不得不采取“宁信其无”这一息事宁人的策略。
婚后第一次越轨的对象是老婆的朋友，我们有一些私下接触的机会，很谈得来，便做了二三次。我对老婆略有一点点自责，但不是很强烈，远未影响我的实际行动。同老婆的朋友上床是否更担心老婆知道？不会的，大家反而会更小心。（Ｍ１０）
丈夫有一次看到了处长写给我的情书。他很气愤，发脾气。我矢口否认。我说只是处长在追求我，我一直没有答应。丈夫还在发脾气，我便威胁他：那我们离婚吧。
他立即软了，不同意离婚。那之后他连着好多天都陪我出去玩，我过生日之前一个月就说开始给我过生日了，开始送生日礼物了，那年我的生日过了两个多月。我真是被他宠坏了。（F06）
第三章 控制的丧失与持续社区：控制与交换的全面退出（1）
曾几何时，社区也是非正式社会控制的一个强有力机构。在城市社会中，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构成的街居体系像单位一样对其成员进行着政治控制。如在“文革”时期，不要说带一个异性来家里发生性关系，谁家有个亲戚来串门借宿一夜，都要报告居委会。抓逃犯在当时是件极容易的事，居委会掌握着辖区内每一户人家的具体情况，来一个陌生人就会被盯上。民间一直有“小脚侦缉队”的比喻，便是对居委会大妈们关注私人生活的雪亮眼睛的讽刺。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社区与居民构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居民以自己的“奉公守法”
换来社区对他私生活的貌似的“不介入”，如果他略有越轨，社区便要加以干预，居委会的大妈们会带着派出所的民警登堂入室。
但在今天，这样的交换关系不存在了，社区不再担负管理区内居民私人生活的责任，而社区居民也没有必要通过控制自己的性行为来获得社区的不加干预。按照交换理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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