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源- 第12部分

　　大汶口人的家畜饲养业十分发达，种类有猪、狗、牛、羊、鸡等。猪是大汶口文化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大汶口人对猪的偏爱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以猪随葬是大汶口人攀比财富的一种主要方式。三分之一的大汶口人都用猪随葬，随葬方式一般是用猪的下颌或是猪头来作为猪的代表，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大汶口墓地中，最多的一个墓随葬猪头达到了14个；三里河墓地中，最多一个墓随葬猪下颌骨达到37个。通过与其他随葬器物的组合比较，可以发现，随葬猪骨的数量和其他遗物的数量、质量成正比。由此也可以看出大汶口人已经进入划分阶层的社会，贫富分化正在逐步的加重。

　　渔业在大汶口人看来是农业、家畜饲养业的有益补充。捕捞对象主要是鱼类和蚌、贝类。在沿海和沿湖地区，渔猎生产活动是以捕捞为主和狩猎为辅。当时的大汶口人制作了各种骨质的鱼镖、鱼钩以及陶网坠等，大汶口人不仅捕鱼捞虾，也能捕猎大型的水生动物，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超过20个个体的扬子鳄残骸就是证明。

　　大汶口人早期的房子还是半地穴的，就是在平地上向下挖掘一个圆形或长方形的坑，在坑的基础上再建一部分墙。整个村落有规划，房子之间排列有序，大汶口人已经具有比较高的建筑设计和技术水准。后来，除了半地穴形式之外，也出现了地面建筑。开始出现挖墙基槽，在槽内栽埋木柱的建筑方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在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出土过3件陶质房屋的模型：屋前有门，三面有窗，攒尖式的屋顶。这就为复原大汶口居民的房屋样式提供了证据。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的房址仍以半穴式建筑为主，地面式建筑较少，但房址平面以正方形或长方形居多，出现多间相连的平房，圆形房屋依然存在。

　　大汶口文化晚期还出现了类似文字的图象符号。这些符号一般都刻在陶质大口缸的外表面，有的刻于缸的口部，也有的刻于靠近缸底的腹部。这种个体很大的陶器非常厚重，只有在高等级的墓葬中才出土，所以被认为是一种祭祀礼器。经过研究发现，这些符号都是单个出现的，出现频率最多的是被古文字学家释为“旦”的太阳和山字形图案组成的符号，很多符号的分布范围超出了大汶口文化的势力所在，在长江下游以及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有零星发现。由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专家们都认为这类“早期文字符号”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最先创造使用，以后随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到其他地区的。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形制以长方形土坑墓为主。单人一次葬入的方式最多，也有多人合葬，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成年男女合葬的现象。死者大多是仰身直肢的。从早期到晚期，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数量逐渐增多，多人合葬的形式则渐衰至无。棺椁一类的葬具也逐渐增多，墓葬的等级差异逐渐显著。

　　大汶口文化在原始宗教方面有很多突出的表现。在大汶口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种称为“龟甲器”的特殊器物，这种器物将龟腹甲相组合，内部有数量不一的小石子。对这类器物的功能，研究者们有很多的推测：有的称其为“响器”，即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手中所持的法器，随巫术舞蹈摇动而发出声响来配合施法；也有的认为这是最早形式的占卜工具，根据摇动后小石子的数量来判定是非、预知未来。尽管我们无法获知这类龟甲器的真实功用，但对龟甲的特殊认识以及相随出土的鳄鱼皮鼓、象牙雕筒等器物，似反映了当时活跃的巫师活动。

　　大汶口文化遗址现状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为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77年，山东省政府公布大汶口文化遗址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开发和向世人展示大汶口文化，1993年，卫驾庄70多岁的老人卢继超联合当地17位村民，筹集资金达64万余元，筹建了一个“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展馆很小，却填补了遗址开发的空白。他们把从民间收集来的大汶口出土的大量石器、陶瓷、陶片等加以鉴别、整理，重新陈列布展，丰富、充实、完善了博物馆。

　　1994年，大汶口镇政府投资13万元，兴建了一处1300平方米的大汶口文化博物馆，展示出土文物和原始部落风貌；1998年，镇政府又投资60万元建起大汶口陶艺研究中心，生产的仿古陶器畅销全国。该旅游区每年接待游客3万人次，年均利税12万元，促进了大汶口文化和当地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为了更好的保护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安市政府出台了《泰安市大汶口镇总体规划》，将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区分为遗址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三部分。其中重点保护区以保护单位标志碑为基点，总面积约达83万平方米，在重点保护区不准进行其他工程建设及深挖。一般保护区从重点保护区的外缘线外扩170米，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不得拆除、改建或迁移地上文物。如因建设特殊需要，必须按法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建设控制地带从一般保护区的外缘线各外扩100米的范围内，在这一范围内不准修建两层以上的建筑物，不准深挖2米以下。建筑物或构筑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其设计方案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目前，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保护已经日趋法制化、完善化。

　　大汶口人追求的“时尚美”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和枕骨人工变形的习俗。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发现很大比例的人骨没有门齿或侧门齿。考古学家据此推测，大汶口人是在成年后拔除门齿，并非死后才被拔掉。对于现在的人来讲，没有门牙是一件很丑的事情，而大汶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由他们带动的这种风俗甚至持续了很长时间。在《高僧传》中都曾记载北朝时有一个叫“习凿齿”的人，与名僧道安有过“普天释道安，四海习凿齿”的精彩应对，可见“凿齿”之风多么盛行。

　　除了拔牙，大汶口墓葬中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很多人骨都有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自然也是墓主人生前很长一段时间有意压迫头部的结果，有数例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变形当是由于长期口含小球所致。由此也能想像大汶口人以“扁脑袋”为美的奇异风尚。　　　


“中国考古第一案”——龙山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龙山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首次发掘地为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此后在黄河中下游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000多处，发掘60多处。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随后的发掘工作陆续展开，迄今为止仅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已发现和发掘几千处。

　　距今历史：4100…5000年

　　考古地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龙山文化的确认，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有力的证明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辉煌。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龙山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它继承大汶口文化因素发展起来，其后的二里头文化是继承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市）有一处被村民称为“城子崖”的地方，后来经考古学家考证，这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即龙山文化遗址。随后，我国对于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大规模展开，迄今为止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已达上千座，而龙山镇的“城子崖”因其独特而大放异彩。

　　考古发现过程

　　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位于章丘市龙山镇境内，是一处高出平地3…5米的长方形台地，因其外形像城垣，故当地村民称之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要追溯到考古学刚刚引入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

　　1928年4月4日，年仅28岁的吴金鼎准备去汉文化平陵古城去进行考古调查，那时他还是北京清华学校人类学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平陵在山东章丘龙山东北，早在春秋时期就是一个重要的城邑。到汉代，因长安附近也有个平陵，所以这里就改名叫“东平陵”，是济南王国的都城。

　　吴金鼎到达平陵后，登上一个高埠东眺，一个小城状台城进入了他的视野，一问才知道“城子崖”，当地人俗称“鸭鹅城”。这个城子崖让吴金鼎莫名的激动起来，立刻奔到城子崖下。

　　城子崖西面的断崖上，火烧的痕迹十分明显，仔细一瞧，还有陶井、贝壳和动物的骨头。吴金鼎随手挖了几下，竟挖出两枚骨锥，而且制作特别粗糙，一个想法涌上了吴金鼎的脑海：它们是远古遗物。经过认真的勘察，吴金鼎又发现了大量的陶片、贝壳、兽骨，却不见有金属、瓷器碎片，于是吴金鼎断定这是一处远古文化遗址。

　　同年7月31日，吴金鼎再次到城子崖，这次他从三四米深的地下挖掘出一只完整的石斧。紧接着他又先后两次来到龙山，并在遗址深处挖掘出了一种从没见过的漆黑发亮的陶片。

　　吴金鼎很快就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他的老师李济先生。李济素有“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美誉，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当时正在主持河南殷墟的发掘工作，但殷墟发掘因故暂停，便计划到临淄的齐国故城开展工作。他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到城子崖进行了考察，当那些陶片、贝壳、兽骨跃入他的视野后，他立刻决定要在这里开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