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此鼎形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在殷墟范围内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戈、鬲、爵、觚、盘、壶、车马具等等。大到每件128公斤，小到1公斤以下，丰富之余，不可胜数。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纹饰很发达，在艺术装饰方面，同样呈现出高峰。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纹饰种类繁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展。这时装饰特点是集群式的，以多种物象或作为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之器物的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上有十几种动物纹。
以表现手法而言，商代纹饰中的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底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纹饰主体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遍。浮雕有圆浑和竣锐的两类，浑圆的如妇好鼎和同墓出土的兽面纹鼎；峻锐的如妇好长方彝和司粤母方壶，有的浮雕表现为几个层次，有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市肆称之为“三层花”。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已经刻有铭文，这些铭文大多是器物所有者的族氏徽记，以后加上甲乙等若干的被祭人称，直至帝乙帝辛时代，才有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出现。所谓长铭文，也不过二三十字。从整体看，商代铸铭的青铜器还不是多数，二三十字的只有十余件。
殷墟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夏及商代早期玉器的优良传统，下启西周玉器的先河，经200多年的生产实践，提高了设计水平和雕琢技术，创作了很多精美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殷墟究竟出土过多少玉器，已难以考查。据不完全统计，截日至2000年，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约有2300件左右。
殷墟玉器的色泽瑰丽多彩，晶莹光润。以妇好墓的玉器为例，以深浅不同的绿色最多，黄褐、棕褐次之，淡灰色、白色、黄色的较少。多数杂有与主色相异的玉斑，纯色的较少。殷墟玉器的质料，有新疆和田玉、透闪石软玉、南阳玉、岫岩玉，还有河南密玉。其中以新疆和田玉占多数，南阳玉和岫岩玉的数量很少。
殷墟玉器的造型多样化，在人物和动物的玉雕中尤为突出。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件圆雕人像，作跽坐形，双手抚膝，人体比例大致适当。它们面部表情不尽相同，发辫、衣纹各有特点，精细入微。圆雕中的兽、畜、昆虫形象逼真，有些还突出其外形的主要特点，如虎的利齿、象的长鼻、螳螂的刀足等，勾画神似。对于龙、凤等神话动物，造型和纹样也很优美，多数浮雕的兽、禽设计成侧视形，以作静止状态为多见。
殷墟玉器的种类相当齐全，包括礼玉、仪仗性武器、工具、用具、装饰品等，其中装饰品数量最多，总数达千件以上，品种也较齐全，其中不少作品雕琢得相当出色，堪称殷墟玉器中的精华。
殷墟玉琮出土数量不多，从出土的实物看，这一时期琮的形体普遍较矮小，多光素无纹。玉琮切割规整，中孔较大，琮体较新石器时略薄。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了两件有纹饰的玉琮，一件上下各饰一组弦纹，四角有凸棱，侧面饰竖道弦纹，该造型很少见。
殷墟出土的陶器数量与种类都很多，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灰埙。灰埙是我国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灰陶埙以出自安阳殷墟的陶埙为蓝本。古书曾记：“伏羲氏灼土为埙”，说明这种陶土烧制的乐器出现在三皇五帝那遥远的年代。殷墟出土的埙呈倒置的螺形，顶端有一圆形吹口，为五音孔埙，近低处一面有倒品字形音孔3个，另一方面有左右对称的音孔2个，一大一小，形制相同，均作平底，经测音，可发11个音，从测音结果看，可以吹出七声音阶，已有若干音阶与调式，制造也已趋向规格化，可能已有标准音或绝对音高的概念。音色苍凉忧郁，如泣如诉。这种中国特有的闭口气振乐器，保存了一个古老的音响世界，引导人们走入一个苍茫悲怆的意境之中。
殷墟司母戊大方鼎出土始末
1937年3月至6月的第15次发掘结束之后，仅隔18天，“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随着华北地区的沦陷，地处河南安阳的殷墟亦无法幸免，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被迫停止。
日本的侵略战争给殷墟带来了沉重的灾难。1938年春，日本庆义应塾大学文学部组织了北支学术调查团，曾由大山柏率领来安阳考古。同年秋，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岩间德也等人曾来安阳侯家庄考察发掘。1940年至1941年，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教师曾来安阳发掘。1942年至1943年，驻河南的日本军队也曾利用奸匪大事盗挖，将出土的大批文物都运往日本。
殷墟遭受的浩劫还不仅于此，当地的一些不法之徒也乘机暗地盗挖，企图发一笔国难财。
日军占领安阳后，侯家庄西北冈上的大片柏树林被日军砍伐殆尽。这一带有殷代王陵的传闻一直在民间流传，趁着混乱的时世，当地不法之徒的盗掘黑手很快地伸向了这块土地。
1939年，一件无价珍宝被掘盗者发现了。当地农民吴玉瑶约了几个村民在自家的田地里挖宝，结果发现了一只器体巨大的铜质方鼎。只从其初露的鼎耳上看，这件方鼎就不同一般，这令盗掘者欣喜若狂，发大财的机会终于来了！但鼎的形体庞大，要挖出十分困难，而此时天色渐明，这些人只得重新掩埋，作好标识，相约明日再来挖掘。经过几番折腾，这只大鼎的真面目大致显现在人们面前，它的巨大让在场的所有人无比震惊，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任凭人们左摇右晃，猛拉死拽，大鼎却根本不动分毫。在各种办法想尽仍不见效后，他们只得锯下一只鼎耳而结束，这件稀世宝鼎此后被重新埋入地下。几位掘盗者相约决不泄漏秘密，等待恰当时机，继续他们的发财梦。
但不知是谁泄露了秘密，农民挖出大鼎的事情还是传了出去，后来竟让日本侵略军听到了一些风声。日本侵略军派人到村中寻访，还派遣了大约一个连的士兵在殷墟上找来找去，企图探寻宝鼎的下落。几位盗掘者虽然都想发财，却不愿中国的宝物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他们很好的坚守了秘密，还拒绝了日本人出价70万元的诱惑。但他们担心日军找不到宝鼎会进行报复，只好忍痛割爱，将另外一只鼎交了过去，才得以蒙混过关。大方鼎从此一睡7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这座宝鼎才被挖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但围绕其归属又发生纠纷，人们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结果闹到了当时的安阳县政府。政府官员听说有此国宝，立即力排众议，将此鼎收归国有。
司母戊大方鼎不仅是殷墟考古史，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它不仅反映出殷商时代冶铸青铜的高超技艺，也为我国古老、灿烂的文明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殷墟甲骨文
安阳的名字，是和“甲骨文的故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却是以“龙骨”的方式走进人们视野的。
安阳出土的“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在科学不发达的商代，人们普遍比较迷信，从商王到平民的一切活动，都是依靠上苍的意志来行事的。在商王宫廷里有一位地们极高的占卜官，他平时准备好一些乌龟的腹甲、牛、羊、猪的肩胛骨。每当商王要决定一项活动、或询问一件事情，他即拿出一片甲或骨，在其背面挖上槽或凿上几个洞。然后用燃烧的木枝去炙，炙到一定温度，甲或骨即随着“卜”的一声响爆开一些裂缝。占卜官就根据这些缝的深浅或走向来判断上苍的意志，并向国王报告。国王据此来决定一切行动。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
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甲骨文的内容十分广泛，明确记载了商王室的活动和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情况。如祭祀、年成、战争、猎游、王事以及年月、风雨、阴晴、疾病、王室生育等等。有的还记载着起居、幻梦等生活琐事。因此，甲骨文的大量发现，不仅标志着中国有了将近40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而且为我们研究商朝的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半个多世纪以来，殷墟出土的带字甲骨共约16万片之多，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碎块。据统计，所有这些甲骨上的各种文字总计为四千多个，其中经过学者们考证研究的约三千个，在这三千余字里面，学者们释读一致的是一千多字。这些文字中已经出现了会意、形声、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具备了后来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通过释读甲骨文，人们已经可以大致了解有关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了。
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先后流散到12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以收藏有中国的甲骨文而荣耀。甲骨文的发现同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库档案并列为“四大发现”，蔚然形成了几种举世瞩目的新学问，改变了学术界的面貌。现在，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