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何天行等人的发现都是零星的采集品，而且数量很少，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成就与施昕更主持的第一次科学田野发掘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施昕更是浙江余杭镇人，是西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他真正把良渚文化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施昕更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农民的“盗玉”、“掘玉”有深刻印象，于是产生了回老家调查的想法。
1936年6月，施昕更回良渚作了一次深入调查，但毫无收获。一个月后，施昕更再回良渚进行调查。6月的野外考古十分艰苦，由于疲劳过度施昕更几次晕倒，幸好被村民发现及时送回家里。施昕更并没有因此放弃调查工作，病好后又回到乡间田野，寻找先民踪迹。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1936年的11月3日的下午，施昕更在朱村兜附近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陶片的发现让施昕更兴奋了很久，这说明良渚地区的确埋有重要的文化遗藏。
1936年12月，施昕更主持了良渚遗址的首次发掘，也是江南地区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对良渚的发掘陆续进行了3次，积聚了一批实物资料，但当时的施昕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而是把它定为龙山文化的分支。1938年，考古发掘报告《良渚》出版了，年轻的施昕更作为良渚文化研究的开拓者留在了良渚的史册上。
《良渚》的发表，使这个美丽的名字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关注起良渚，对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也逐渐展开。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环太湖的考古工作陆续展开，良渚遗址像雨后春笋般钻出地面，它丰富的遗址内涵和文物，在考古界掀起了一阵良渚风。
1959年12月，考古界专家夏鼐先生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从那时候开始在学界得到了公认。经测定，良渚文化距今4000年到5000年。
60年代后期开始，太湖地区变得沉寂了，直到1973年夏天，苏州附近一个叫草鞋山的遗址重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草鞋山位于唯亭镇阳澄湖南岸，发现于1956年。当地砖瓦厂在取土时发现了珍贵的玉琮和玉璧，立刻报告给上级文物部门。江苏省文物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来这里进行了文物普查，并确认这里是一处良渚文化遗址。
1972年10月，南京博物院对草鞋山遗址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550平方米，直到第二年初结束。这次发掘初步弄清了草鞋山叠压文化层的关系，发现墓葬70座，出土了大量的穿孔石斧、石锛、玉璜、玉坠饰以及各种陶器。
1973年4月，南京博物院再次来到草鞋山进行发掘，当地政府又调派了六七十位农民参加发掘。他们白天在工地发掘，晚上开会讨论，学员们夜晚和雨天听课记笔记，偶尔还有假日，生活紧张而又富于情趣。
6月下旬，各个探方已经发掘到水位以下，为了排除积水，不时要开沟挖坑，工地上多次发生塌方。6月26号中午，位于最高处的一个探方再次发生塌方，在清理过程中，竟然在土堆里斜躺着一件六节玉琮，大家立即兴奋起来，反复在附近寻找新的线索。
7月1日，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开工后一个小时，重大的收获就接踵而来。当考古队员们看到大件玉璧、玉琮与带盖的大陶鼎、细刻花纹的贯耳壶躺在一起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个良渚大墓渐渐展现在他们面前。这个墓葬内涵丰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璧、琮、斧、钺等玉器，对于研究良渚文化的内涵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20世纪70年代，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农田翻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经过文物部门鉴定，这个农民挖出来的古玉，是距今5000年前的玉器。考古人员沿着这个线索寻找，终于找到了一个叫反山的地方。说它是山，不过是比其他地方高出4、5米的一个大土堆，可经过勘察发现，这个土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堆筑的熟土堆。考古人员立即想到了“良渚文化”。
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挖掘小组进入反山工地进行发掘。有一天，突然天降暴雨，考古队员们不得不暂停工作，结果这场雨一下就是三天。第三天下午，终于雨过天晴，考古队再次回到墓坑边上进行清理工作，重大发现从这一天开始接连出现。一名考古队员在坑下清理墓葬时，突然在泥土中发现了一个带有温润光泽的绿色器物，全场的目光立刻都它吸引了过去。随着工作人员的逐步清理，一件精美的玉器渐渐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且还是一件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在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中，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这个墓葬的陪葬玉器特别丰富，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反山遗址的发掘收获颇丰，共发掘出11座墓，出土了1200多件（组）的随葬品，特别是一大批精美绝伦的玉器，完全超过了以往发现的规格。甚至有专家推测，反山是一处良渚人的“王陵”。
接下来的十年里，常州、苏州、上海一带，一座座“山”、“墩”被发现，原来它们都是良渚人的墓地，一个个大墓打开了，同样的玉器，甚至更加精致、数量更多。不仅仅是这些精致的手工艺品令人瞩目，随着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工作，考古学家们发现，原来有些“山”是人工堆筑起来的，这比精美的玉器更加令人震惊。
以今天的建筑技术，要堆筑一座人工的山尚需时日，在几千年之前，良渚人又是花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才能堆筑起这样的“山”，由此可以推断，这时的良渚社会已经有了强大而集中的权力。
1987年的春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考古学家们发掘了与反山遗址仅仅相距5公里的瑶山遗址。在这里发现的是一处良渚文化的祭坛遗迹和11座墓葬。祭坛台面平缓，构筑规整，发现的墓葬都集中在祭坛上，分成东西向的南北两排，排列十分整齐。这个祭坛墓地的时代与反山大致相当，出土物品的规格也与反山类似。反山和瑶山的发现令良渚文化成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对象。
也许是历史特别垂青于良渚故地的人们，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良渚文化研究进入了高潮。继浙江反山、瑶山等遗址发现后，上海福泉山、江苏花厅、赵陵山等遗址也先后发掘，重大的发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海内外掀起了良渚文化研究热，至今方兴未艾。
90年代末，江阴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一批墓葬与数百件玉器，使良渚文化研究再掀高潮，考古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并根据出土文物推定江阴在良渚时代是江苏省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随着一系列的发现，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5000年前的太湖地区，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遗址群考察时，曾经感慨的称其为“古杭州”。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良渚，这个美丽又充满神秘气息的名字，曾经在5000年前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古代文化，这其中最具盛名的就是它精湛而神秘的玉器文化。良渚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制作技艺精湛，是我国文化中的瑰宝。
玉琮是良渚玉器中最具代表的种类。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为我国古代重要礼器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玉琮的玉材为江浙一带的透闪石质玉石，质地不纯，以青色居多，部分黄色，土浸后呈雾状乳白色。少数玉琮也呈圆筒状，多制成规整的内圆外方形。琮体切割规整，中孔为管钻对穿而成，中接处常留有两层。
良渚玉琮的形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早期矮，晚期高。玉琮的纹饰十分特别，多为兽面纹。纹饰以四角线为中心，分成四组，随着琮的高低不同，以相同的纹饰分组饰于琮上。部分玉琮在主体兽面纹外，还用细阴纹刻细“神人”图形和云雷纹。反山遗址出土的神兽纹玉琮，高8。8厘米，重6。5公斤，分四节，为现今所见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璧尺寸较大，一般直径在1尺左右，制作不够规整，璧体往往厚薄不匀，有的表面留有锯痕。玉璧的特征是外缘薄，内缘厚，中央孔径较小。打孔有对钻、单面钻两种。玉璧大多素面无纹，打磨较光亮。
良渚玉钺也很负盛名，目前所见最大的玉钺，也是唯一一个有纹饰的玉钺就是在良渚出土的。这件玉钺于1986年6月在反山遗址被发现，整个玉钺全部用采自同一块白色带紫赫斑的软玉制成，玉外观形体为扁平状，呈“凤”字形。两面的刃部上角均以浅浮雕加阴文细刻琢成神人兽面图象，下角均有鸟纹，其纹样均与同墓所出的大玉琮上形象完全一致。玉钺的表面抛光精致，光洁闪亮。良渚文化玉钺上雕琢的文饰，仅此一件，为同类器物中罕见的精品。
良渚人制作玉器的工艺十分发达，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而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时期的玉器制作者必须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玉器上的纹饰十分精细。在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上，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都雕有一个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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