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就从这里开始。
1929年早春的一个下午，农民燕青宝在自家院子旁伺弄菜田，结果挖出了一坑玉石器，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燕道诚。第二天，燕道诚率领全家大小，把坑中的玉石器取出来，拿到房中清点。共有璧、璋、钏、珠、刀、斧及玉料共几百件。在坑底还有一个用石板盖着的小石槽，里面装着五个玉琮。就这样，燕道诚家一次偶然的劳作，拉开了隐藏在历史舞台深处的古蜀王国的帷幕。
燕道诚知道这是一批古物，但家里有吃有穿，也没有想到拿去变卖。倒是一些朋友，到乡下他家做客时，他会拿出来，让大家鉴赏把玩一番。如果有朋友开口索要，他也会很大方地馈赠几件。
转眼四年过去了，直到燕道诚将一件玉琮送给当地驻军的团长，才引起了古董商们的注意，燕家的玉器一下子成了抢手货。燕家挖到宝贝的消息迅速传开了。
很快，消息就传到了华西大学，美国人葛维汉当时正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看到燕家出土的几件玉器后，一个强烈的预感产生了：月亮湾一带是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产。
1934年的春天，葛维汉组建起了一支考古发掘队，在军队的警戒下，三星堆的第一次发掘开始了。这次发掘地点位于燕道诚家院子旁，在长12米的探沟内，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以及陶器残片，共计600余件。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擦肩而过。虽然这次发掘并没有找到三星堆，却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长达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学家数次来到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认为三星堆一带存在着古文化遗产。但由于种种原因发掘工作迟迟没有提上日程。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搭建起了大型的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
经过一年发掘，共出土陶、石器数百件，并清理出房基18座、灰坑3个、墓葬4处。这是一次真正科学的发掘，尽管没有发现以往那些精美的玉器，但是出土的一批重要遗迹足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拨专款专项考古发掘，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尽管断断续续，但是一直没有放弃。
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年，四川省考古所在陈德安、陈显丹带领下对三星堆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工作，发掘采取田野考古中常用的探方方式，将残存的三星堆进行了大面积揭露，发掘总面积达到1300多平方。共发现9座房基、101个灰坑、10万多块陶片和500余件铜、陶、玉、石、漆器，其中10件鸟头陶勺柄制作十分精美。这些出土的文物既有与中原文化相似的因素，又有明显的地方文化风格，它浓郁的地方风格正是探索早期蜀文化的重要线索。考古发掘在临近夏天的时候暂时告一段落，大部分考古队员们撤回成都休整。
好像上天专门与考古工作者开玩笑，考古队离开没几天，三星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终于在人们的期盼中出现了，而首先见证这一重大发现的不是考古队员，而是砖瓦厂的工人。
7月18日，砖瓦厂工人杨远洪、刘光才正挖土方时，只听得“砰”的一声脆响，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根长40厘米的玉器。考古队队长陈德安闻讯赶到现场，看到一件精美的玉璋被挖断了，不免有些心疼，但是内心又有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一个期盼多年的夙愿，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马上就要诞生了。于是当机立断，立即指挥封闭现场，一边报告省文管会，一边简单部署之后，迅速召集考古队员进行紧急抢救性发掘。
考古队员们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重大发现由此开始接连不断，共发现两座商代大型祭祀坑，坑内出土的文物大多带有象征意义，被赋予了较多的神秘色彩。这些文物包括雕有人和动物图案的纯金卷包的金杖，还有与真人面貌同比例的青铜头像和黄金面罩、青铜面具、象牙以及大批青铜和玉制礼器。
考古工作者根据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很快推断出这两个坑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1世纪左右。
这次发掘发现的文物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奇怪的是，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1989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进行解剖，证明三星堆是由人工夯筑而成；1990年，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年，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
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考古发掘还显示出，在三星堆城墙两侧分布有密集的居住遗址，在遗址群中也发现有众多的房屋建筑基址，表明这里曾长期有大量先民居住。这些房屋建筑具有比较浓郁的古蜀地域特色，显示了当时建筑技术的发达。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这里作为古蜀时代的重要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有一段相当长的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后来由于某种我们尚不清楚的变故，致使这段辉煌的文明遭到了湮没。
经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2800…4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其影响之大、价值之高，堪称世界文化遗产。
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种类繁多，其中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造像十分珍贵。这些青铜造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按其造型，可以划分为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青铜兽面像以及众多的青铜铸造的飞禽走兽。
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通高2。6米，重达180公斤，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铜造像，该铜像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2。6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人像头戴华美的冠冕，上有太阳图案，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衣，佩戴方格纹带饰，粗眉大眼，双手夸张地抱握成环状，脚戴足镯，赤足站立在双层方座之上。给人以高贵雍容、生动精美之感，特别是炯炯的大眼和坚毅的阔嘴显得气质非凡，表明了其非同凡响的身份。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通观整尊人像的比例尺度，可以看到唯有双手大得出奇，显然是做了故意的夸张放大，双手以及手中的器物都应当是被突出和有意渲染的部分。可以推测，已经遗失的手中器物一定是一件“重器”。但究竟双手所执何物，费人猜思。一般认为此像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的象征。
在一号祭祀坑还出土了一根精致的金杖，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系用纯金箔包卷而成，重463克。金箔表面雕刻有长达46厘米的精美纹饰图案，平雕的人面、鸟、鱼等图案，十分精细。对于整个图案的内涵，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认为是鱼凫氏的遗存，有认为描述的是鱼凫族败亡的故事，还有认为鱼、鸟即鳖灵与杜宇的象征等。关于金杖的性质，也有各种推测，有认为是权杖，是由最高统治者执掌的王权和神权的象征，还有认为是巫祝之类使用的法器，是祭杖或魔杖。普遍认为金杖就是权杖。金杖上的图案内涵，既有族属意识的象征含义，也有对当时蜀人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的综合反映。其画面内容显然与当时古蜀王国盛行的太阳神话和渔猎活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多样。最具代表性的是斧形玉器和戈形玉器。三星堆遗址所出的玉器主要是用于礼仪和宗教祭祀活动之中，这一点具体形象地表现在祭山图和执璋人像上面。
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边璋的器身上，两面线刻有两幅“祭山图”，每幅分上下两组，每组图最下面一层为两座神山，山腰两侧各插一璋。此璋为牙璋，它被单独放置于祭祀场所的神山之上，具有鲜明的祭祀性质。三星堆遗址采集的一件跪祭小铜人像，双手捧着一只“牙璋”，器形与“祭山图”上的璋大体相同。这两件图像说明三星堆时期的玉璋是可以放在山上或握在手中进行祭祀活动的。
三星堆古城内外有许多制作玉石器并遗存下来大量半成品的遗址，表明三星堆玉器主要是在当地制作的，玉料来源以本地附近的山区为主，也有一些来自远方的玉料，已经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玉器加工业。三星堆遗址的不同地点都出土有玉器半成品和玉料，表明三星堆古城自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玉石制作地。根据玉器的质地和玉料的状态分析，这些玉器原料主要来自距三星堆遗址不远的西部山区。根据三星堆玉石器的数量、品种、使用范围、加工技术、原料产地等情况综合分析，三星堆古城的玉加工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还有大量的海贝，共包括四种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