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告诉安特生，河南仰韶村出土过古生物化石，凭着职业的敏感，一个多月后，安特生来到了河南省渑池县，立刻投入到了采集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勘测中。
这次的勘测收获并不大，但安特生并没有放弃仰韶。1920年的秋天，安特生再次派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刘长山去河南仰韶村采集古生物化石，正是这次调查之旅拉开了仰韶遗址发掘的序幕。
那一年仰韶地区闹旱灾，农民们生活十分艰难，突然听说京城来人出高价钱买些破石器，村民们乐坏了，纷纷把那些耕地时翻出的石头卖给了刘长山。看着搜集来的石器，刘长山欣喜若狂，一再请求当地农民带他到挖出石器的地方去看看，就在这片祖先居住过的废墟上，刘长山首次发现了陶器的碎片，这一发现更激起他的新奇。他在仰韶村整整停留了三天，每天都亲自实地采集石器和陶片，几天下来共收集到石器和陶片600多件。
次年1月，刘长山带着他采集到的各种磨制石器和陶片回到北京，安特生看到这么多的石斧、石镰、石刀、陶片非常震惊，并推断仰韶村是一处庞大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文化层堆积一定十分丰富，立刻决定亲自到仰韶村考察证实。
4月18日，安特生和他的同事一行五人第二次来到渑池县，并立刻奔往仰韶村对遗址进行试掘。当时正下着细雨，泥泞的道路十分难走，但是安特生在雨雾中仍然处处留意，时时下马细心观察地形的差异和变化，此时他已经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他的事业中。
这次安特声在仰韶村停留了8天，采集、收购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并初步调查了已知的范围、地层及遗物的出露情况，确定仰韶遗址分布在仰韶东沟和西沟之间的南北长900米、东西宽300米的冲沟内，为正式的发掘做好了铺垫。
经过北洋政府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的批准，并取得河南省政府同意，1921年10月23日，一支由安特生带领的发掘队伍来到仰韶村，对仰韶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共有七人，除安特生外，还有安特生邀请的骨骸专家布莱克博士，地质所古生物学名誉技师斯坦斯基博士两名外国人以及我国地质所的袁复礼、陈德广等学者。
发掘工作从10月27日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工地上搭起了小帐篷，架起了行军床，点着汽灯、马灯，夜以继日地工作，结果就在这块长900余米，宽300余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土层下面，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及一具人骨架。湮埋于地下6000年的仰韶文化用它瑰美的图案，为整个中国历史涂上了绚丽的色彩，举世闻名的仰韶村遗址就这样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这次发掘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安特生的到来给封闭的仰韶村民带来了少有的快乐。他每天晚上把八音手摇留声机放在所住农家小院的门前“唱洋戏”，还经常为村民拍照，给小孩散发糖果，并对当地的天井窑院、农民犁地、放羊赶车等生产、生活场景进行写生，村民们对安特生的考古队也是极尽支持，留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许多趣话。
通过对发掘出土文物的系统整理，安特生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这是关于仰韶村遗址的最初报道。袁复礼还测量绘制了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一幅田野考古作品“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将首次发现古文化遗存的地名命名为该文化的名称，从此，一种在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的以彩陶为主要标志的远古文化系统便被称之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揭开了我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第一页，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
在仰韶村遗址发掘之前，一些外国学者或传教士曾经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没有自己的石器时代，后来的中国文化乃至人种都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不但有石器时代的遗存，而且还相当发达，这在学术界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成就。
仰韶村遗址被发现后，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来龙去脉，1951年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团夏鼐等专家学者对渑池仰韶村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
7月2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堆积层最丰富的地方，开了一条长20米、宽2米的探沟，发现墓葬9座，出土了彩陶罐、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灰褐陶鼎等，还发现了龙山式的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蓝纹陶、灰绳纹鬲、陶杯等。通过这次发掘，确定了遗址的性质，证明该遗址是一处包含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风行一时，苏联考古学家甚至把仰韶文化的渊源归结到乌克兰的特里波列文化和中亚细亚的安诺文化。国内的学者坚决地站了出来，以铁的事实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
这次大辩论，又一次引起世界范围的仰韶热。从此大批的国内外学者到仰韶参观和考察，考古学界开始酝酿对仰韶遗址的第三次发掘。
第三次发掘是在1980…1981年间进行的，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同渑池县文化馆共同主持。这次发掘进一步澄清了仰韶村古文化遗址的渊源，证实了该遗址含有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强有力地否决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并为研究我国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仰韶村遗址发现以来的80多年里，考古学家在黄河流域的其他地区，又陆续发现了同样性质的村落遗址1000多处。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它们统称被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西和陕西，这些文化遗址中有很多考古发现，如陶器制造、纺织、绘画、雕塑、文字、历法、宫室营建等等，同文献记载中炎帝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相吻合。这对我国继完成夏、商、周断代研究后开展的“五帝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可以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将从仰韶文化遗址中找到源头。
仰韶人生活复原图
仰韶村位于渑池县城北韶山脚下，距县城9公里。遗址北依韶峰，三面环水，风光宜人，山水秀美，土地肥沃，是我们祖先狩猎、渔牧、定居的理想场所，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长久地过着定居生活。
仰韶人的农业生产主要是集体劳作，他们用木锄或石制的斧、刀、锄、铲进行开荒和播种，种植的作物以粟为主。由于生产工具的粗糙，劳动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仰韶人对抗自然的能力十分弱小，当洪水、干旱来临时，他们只能束手就范，所以为了生存，先民们除了农耕以外，还必须靠狩猎和捕鱼来维持生计。
狩猎在新石器时代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手段，在人们居住的村落附近就会有一个较好的狩猎和捕鱼的场所。壮年的男人为了捕获野兽，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深山野林中同凶猛的野兽进行殊死搏斗。集体围猎是他们对付大型野兽的唯一方式，他们必须依靠集体协作才有可能战胜野兽生存下去，否则就会遭到猛兽的攻击身受重伤或死亡，仰韶人集体围猎的场面十分激烈和悲壮。
那时的仰韶人已经会制作陶器。起初仰韶人多是用手工制作陶器，中期开始出现轮制陶器。
陶器是一种以黏土加上其他混合物为材料做成的器物，要在取得材料之后加以成形，在胚土未干之前施以装饰，然后经过火的烧焙，形成坚硬的器皿，可以用作容器、烹饪器、饮食器等。
制作小型器物时仰韶人就直接用手捏成，大型的用泥条盘制成形，或分段做出再加以粘合成形。器形造成之后用木片、印石等将陶胚的表面打磨光滑。陶胚干后用含铁或锰的矿物颜料图绘纹样。有些在绘制前先加一层白色陶衣，使颜色能够更为亮丽，然后放进窑里烧制。
仰韶人把陶窑分成火膛、火道、火眼及窑室心四部分，主要的目的在于累积火候使达到一定的温度以烧造陶器。史前时期的陶窑建立在村落的附近，两三座成一组，三五个为一群。有的文化直接将陶放在地上起火烧制，并没有建窑，至今如此，可见史前时期仰韶人制陶的讲究及技术的进步。
仰韶人制作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器形有盆、钵、罐等，器物表面多彩绘，有的陶器上面还绘有鱼、人面等图案。仰韶人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通过对自然界细致的观察，感受和体会到了自然物的节奏、形体、色彩之美，然后把在采集、渔猎、农耕等生活中接触到的鱼、蛙、鹿、鸟、花、叶等通过综合和概括创造出了彩陶的纹绘艺术，丰富多彩，优美实用。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人已经有了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
仰韶人起初没有固定的村落，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农业的出现，便迫使人们必须走出山洞，到平原和丘陵地带去创造一种更适合他们生存的田园式的定居生活。这个时候，仰韶人就来到了河流两岸，居住在近水的高台地上，那里土地肥沃易于种植和养殖。
仰韶人居住的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一般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和窑场三部分。在居住区往往能发现建筑遗存，虽然建筑技术还不十分发达，但却具有开天辟地的创世之功。
从发掘资料看，仰韶人已经由穴居发展到半穴居，然后才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房屋建筑。那时候的房屋异常简陋，但人们从穴居地下走了出来，这无疑又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
发掘的建筑遗迹表明，仰韶人的房屋分为地上建筑和半穴居建筑两种，而且地面建筑已经很普遍，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技术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