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浪漫主义时代也有许多我十分喜爱的作曲家和音乐，例如舒伯特的《鳟鱼》等艺术歌曲、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肖邦的《G小调第一钢琴叙事曲》、舒曼的《梦幻曲》、约翰·施特劳斯的多首圆舞曲、穆索尔斯基的歌剧序曲《莫斯科河上的黎明》、柴科夫斯基的多首芭蕾舞剧音乐等等。还有一些本书未介绍的音乐作品我也很爱听。说到指挥家，马勒和伯恩斯坦两位是作曲家兼指挥家，他们有自己的作曲理念和风格，但他们指挥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时，总是尊重原作，并忠实地加以诠释。伯恩斯坦还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他与听众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毕生为在美国青少年中普及交响音乐做了大量工作。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乐团，我很难说哪个是我的最爱。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国也能出现世界级的一流乐团和指挥家。
记者：听说有些听过您弹钢琴的人说您钢琴弹得好，您是什么时候学的，怎样学的？
朱军为啥喜欢温情的一哭（3）
李岚清：我爱好音乐，但是我从来没有正规地学习过音乐。过去有人听过我弹钢琴，说我会弹钢琴。而我一再声明，我爱弹琴，但不会弹琴。这并不是谦虚。因为我没有跟老师学过琴。在少年时代，我的舅父有过一架破钢琴，他也不是学音乐的，他是抗战前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的，他会弹钢琴，小提琴拉得更好。好像那时在洋学堂学习的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不少人在文艺方面都有两下子。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我外祖父家里，很爱听我舅父弹琴、拉琴，大多是外国歌曲，觉得很好听。他也曾教我弹琴。可是他只叫我练指法，还规定开始决不许弹乐曲。练了一段后，我实在感到枯燥无味，于是就放弃指法练习而弹起曲子来。从此我的钢琴课也就终结了，开始了我瞎弹的阶段。上了大学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都没有机会再接触过钢琴。直到1983年初我调到天津工作后，发现我的住所旁边的干部俱乐部里有一架钢琴，没有人弹，我很高兴，假日一有空我就去“乱弹琴”，自得其乐。长期以来我就有一个愿望，一旦经济条件许可，我首先要买一架钢琴。由于我国钢琴工业的迅速发展，后来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在十几年前，钢琴还很不普及，所以非音乐工作者听过我弹琴的，就说我会弹琴。现在情况已大不一样了，只要学过几年琴的孩子，都能证明我说的是实话：爱弹而不会弹琴。
记者：我们看到书的封面有个印章，上面是您亲自刻的“爱乐”二字。您平时对篆刻也有研究吗？
李岚清：我没有学过篆刻，更谈不上有研究。只是在中学劳作课的时候，我刻过图章，买几块石头和一把修脚刀，无师自学，刻完就磨掉，磨平后再刻，有时也有一点成就感。从上大学到退休基本上未再刻过。
前几年去杭州西泠印社参观，他们给我介绍篆刻大师的作品，我感到很有意思，我想起小时候也刻过，将来退休以后不知尚能刻否？退下来以后，去年西泠印社成立一百周年要我给他们写几个字。我想试刻一方印送他们作为纪念吧，于是就动手刻起来。好坏是另一回事——竟然还勉强可以，手还不抖，脑子掌握的精密度还行。此后，茶余饭后又多了一种自娱的爱好。我的篆刻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不成体统，自娱而已。”这次写这本书，除了“爱乐”外，我还给贝多芬和莫扎特分别刻了印。当中也有故事。贝多芬是乐圣——这是李叔同“封”的。李叔同不但精于音乐，也是一位篆刻大师。后来他出家成了弘一大师。我觉得你弘一大师既然给人家封了乐圣，似乎也该给人家刻个图章作为授尊之证啊，但他未刻。因此我就斗胆代劳，刻了一枚“贝多芬”。“多”与“芬”之间有个斜形空隙，不好看，我把“芬”的草字头故意刻斜了，寓意由低到高的6个音阶。“莫扎特”这三个字正好可以用音符和琴键来勾画，以示他生来就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来到人间。我未学过篆刻，刻得不好，自娱而已。
记者：据我们了解，国家领导人的爱好是多种多样的，不过喜欢写书法、画中国画、写中国诗词的似乎多一些，像您这样热爱西方经典音乐的多吗？你同他们有怎样的交流？有哪些知音吗？
李岚清：喜欢音乐的领导人还是很多的，像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同志就很爱好音乐啊。我们也多次在一起听过音乐会，同音乐家等文艺家一起联欢。我听音乐会也常见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也去听音乐。我的音乐家朋友很多，有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和理论家、歌唱家。有时我同他们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假日在一起联欢。他们把我当做朋友、他们中的一员和知音，并不感到我是他们的领导。这一点我很高兴。
记者：《音乐笔谈》一书出版，海内外有人称之为中国领导人写作的第一本非职务性作品，您认为对吗？
李岚清：到底这一本书是不是非职务的书呢？从我是一个非音乐工作者角度来说，确实如此；但从我多年分管教育、文化工作和音乐爱好者角度上说，我把我多年来学习音乐的心得、体会整理出来，写成一本普及性的音乐读物，与大家来共享，也勉强可以说是职业性的书籍，是吧？
记者：我们还注意到，您在书封面标明了内容是“欧洲经典音乐部分”，但书中介绍的50位音乐家中，也有少数是美国音乐家，如麦克道威尔、格什温、伯恩斯坦，您是怎样考虑的？您有打算以后继续其他音乐部分的写作吗？
李岚清：本书介绍的音乐家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音乐。欧洲长期以来是世界经典音乐的中心，是西方音乐的发源地。这本书介绍的音乐家亦主要在欧洲。至于没有介绍今天仍然在世的音乐家的原因，我在自序中提到，经典音乐首先必须是“久盛不衰，百听不厌”，就是说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现代音乐也有许多精品，但能否久盛不衰，百听不厌，能否最终成为经典，还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由后人去评说。
为什么没有叫“西方经典音乐部分”，也没有叫“欧美经典音乐部分”，主要是因为这样的考虑：在欧洲音乐的发展过程中，西欧曾长期是经典音乐的中心。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俄罗斯、捷克、挪威等其他欧洲国家的音乐文化获得了独立的发展。二十世纪上半叶，前苏联的音乐成就更加突出，在对欧洲和俄罗斯经典音乐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出现了一批举世闻名的大音乐家，使前苏联音乐特别是俄罗斯经典音乐在世界乐坛上占据了重要位置。美国在二十世纪初也逐步成为西方音乐的另一个中心，也可谓出现了音乐的另一个新大陆。但活跃在美国乐坛的大师，如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等人大都来自欧洲，甚至出生于美国的麦克道威尔、格什温、伯恩斯坦等人，也都是欧洲移民的后代。因此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书中介绍的少数几位美国音乐家，即使是出生在美国，他们的音乐活动及音乐创作，基本上还属于欧洲音乐的范畴。
现在没有打算写其他方面的音乐书。我并不认为中国只需要西方的东西，但中国音乐方面不是我的强项，我希望以后有人写中国民族音乐的书。流行音乐、通俗音乐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快节奏，就很适合这个时代；再就是简单，容易听得懂，容易唱。而流行音乐本身就有很大的推广力度，用不着我们去做这项工作了。
记者：您写这本书的念头是怎样产生的？写这样一本书需要收集研究大量资料，花费很长时间，您当时还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工作一定很紧张。您能告诉我们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吗？
李岚清：前面已经说过，我考虑写这本书的时间很长了，准备工作是在1995年开始的。当时我在国务院分管教育工作，中央决定全面实行素质教育，提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那时我看了不少关于美育的书。美育应当贯穿于整个教育的全过程，然而如果没有专门的美育课程也是不行的。
蔡元培先生就曾认为，学校的美育教育中音乐和美术教育尤为重要。而当时我们有些学校连音乐课都没有。我在坚持在学校设立和恢复音乐课的同时，建议对过去培养的知识分子补上音乐这一课。我积极推动艺术歌曲和交响乐普及都是这个目的。同时我也考虑，普及音乐教育首先还要引起大家对音乐的兴趣。在这方面我国音乐工作者写了许多书，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不少书由于专业性较强，一般人不易看懂。于是我就萌发了一个念头：从一个非音乐专业的音乐爱好者的角度，写一本大家能看得懂又能引起音乐兴趣的书。当然，在工作岗位时因工作忙，我不可能开始正式写作，但我已开始注意收集资料，有空时就整理学习，写作一些片段，并让秘书同志打印保存起来，还起了一个名字叫“音乐笔记”。我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在国务院第二个任期我不但仍分管教育，还分管文化，因此收集资料也比其他人容易许多，特别是驻外使馆的同志帮了不少忙，日积月累，收集整理的资料就有几大箱，有关图片就有上万张，只是因为有些质量达不到要求，有的牵涉到知识产权问题，书中选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在写完《教育访谈录》以后，就集中精力动手写作。我本来想继续用“音乐笔记”这个书名。有一次我去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书籍资料时，发现此名已经有人使用，故决定改用“音乐笔谈”。
记者：您的书中“札记”部分写得非常精彩，是怎样写的？
李岚清：我多年来有个习惯，有时灵感来了，如有时间，就马上写下来；如没有时间，我就把题目（提示、提纲）记下来，把有关资料保存起来，等以后有空时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