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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作为“舞台艺术活化石”的昆剧来说，当下要务首在抢救，而非重建。昆剧之必将灭亡，非关艺术，非关人事，而在世道人心。世道变了，作为载道抒情的艺术形态自然也会跟着变。一个剧种的兴起，背后必然是一个社会形态的改变；一个剧种的衰落，也必定与社会整体审美旨趣改变有关，“巢之将倾，卵将安附”？曾经写出过《游园惊梦》这样不朽小说的白先生，其实心里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接受采访时他也袒露心迹：这样大张旗鼓筹划青春版《牡丹亭》，根本深意还是为呼吁内地剧团能够珍惜传统，接通现代。不过对昆剧这样一件活文物来说，接通现代不易，珍惜传统更难。在中国、在曲界，从来就不缺少真正的爱好者，当年“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盛况也好，如今“知音少，吾谁与听”的窘境也好，变化的只是人数，昆剧的薪火其实一直未灭。
当下昆剧真正缺少的恐怕还是俞粟庐、穆藕初、吴梅这样能挽危弦于不坠的传承者、扶大厦于将倾的担大任者。否则一任爱好者抛弃真古董，大造假古董，只会帮助昆剧速死；一时的风光热闹，也只不过是在为昆剧招魂而已。
《狼图腾》：慷慨激昂地媚俗
《狼图腾》：慷慨激昂地媚俗
□书评人魔鬼教官
很多中国文人最爱的智力创造是这样一种东西：先编个故事，然后根据故事讲述一番很大的道理。如果你不明白，建议你看看炒得正热的《狼图腾》。看到封皮，我就猜得出作者打算说什么，它的确没给我什么意外——只是我没想到作者会终于按捺不住讲道理的冲动，在小说结尾干脆把主人公陈阵当成自己直接的传声筒，整页整页大谈其“狼性民族”与“羊性民族”的历史观。在他看来，农耕民族是羊性的，游牧民族是狼性的，只有游牧民族的狼性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
我笑了。
就像“罂粟”二字如果入了通俗读物的标题，书中一定会出现一大片罂粟花，并且它将成为主要场景，罂粟花的妖艳诡谲、不可抗拒的神秘诱人，将会成为主旋律反复出现。所以，在你捧起《狼图腾》时早该有心理准备，这本书中的狼，不过是作者心中的图腾，是试图向你兜售道理的工具。
我没义务去一一反驳纠正作者历史常识的错误和荒谬的逻辑，不过，倒有必要提醒，你崇拜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的破坏可以，但不要随意替俄罗斯人总结，说他们能追赶西方，乃是因被蒙古人占领强暴而得了高贵的蒙古血统的缘故，这愚昧的话最好不要让普希金听了，否则他会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
我很能理解姜戎对他祭出的狼图腾的崇拜心理。
然而个人审美体验是一回事，历史本身又是另一回事。
古代游牧民族身上热烈奔放原始血性的东西，只在后来者眼睛里才有了审美价值，至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本身，他们一切行动只是出于当时的生存本能而非审美意志。用今人为满足自己审美愿望的眼光去美化那段野蛮屠杀的历史，我想，说其是全无心肝，当不为过。
我没看出中国古代穷光蛋书生通过意淫狐狸来表达对爱情的向往，与姜戎通过《狼图腾》来表达一种对强悍、刚强性格的向往有何不同。不过，在《狼图腾》的结尾，我欣喜地看到，姜戎终于有了绕到现代自由民主观念的可喜努力，然而，从狼性格扯到现代公民社会的公民品格似乎远了点，建议作者在下一本书中着力赞美猫与自由主义的联系，最后弄一本《猫图腾》出来，作为《狼图腾》的姊妹篇，一起改造华夏民族糟糕的民族性格。
高阳历史小说：写作及其范式
高阳历史小说：写作及其范式
□书评人林扶叠
单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历史小说”是一个偏正词组，它的主体是“小说”，“历史”则是对主体的限制和修饰，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为主题的小说。
这是一个矛盾统一的概念：所谓小说，除了需要具备故事性之外，它的实质则是虚构，天马行空，无中生有——即使面对纪实性的题材，小说所需要做的也是远离事实，重起炉灶，仿佛浪荡子骗小姑娘，为达目的，信口雌黄；而历史，则总是道貌岸然正大庄严，仿佛守寡多年的贞妇，有着自身的面目和立场与价值判断，闲杂人等不可造次，更不可亵玩。将小说限定在历史的范畴之内，类似于拉郎配，乱点鸳鸯谱，将贞妇推到浪荡子的怀中。二者角力，其结局无非有两个，要么贞妇被浪荡子肆意轻薄，要么浪荡子被贞妇束缚住手脚，失去了本来面目，其极端表现，则是浪荡子也跟着贞妇三从四德，面目可憎起来。
吊诡的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历史的发展规律证明，浪荡子总是要调戏贞妇，使其不再贞洁，甚至跟着浪荡起来，从天上掉到地上，沦落为破鞋。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关于历史的文化，除了浩浩荡荡的二十四史之外，还有林林总总的野史，不可胜数。二十四个正大庄严的贞妇，率领漫山遍野的小贞妇们，宛若穆桂英挂帅，率领着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军团，终至于让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大一统起来。然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末流，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端，《三国演义》揭竿而起，变天了。
作为一部小说，《三国演义》的实质，则是以小说改造历史，以浪荡子改造贞妇。关羽温酒斩华雄，赵云匹马救幼主，诸葛亮草船借箭，都是对历史的上下其手，罔顾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社会既有意志，肆意妄为，张扬小说文本的生命力。可以说，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三国演义》以其对历史的大胆篡改和轻薄，开了一个好头。
浪荡子调戏贞妇，其形式表现为轻薄，其实质则在于摧毁，轻薄贞妇的身体，摧毁贞妇固守的社会道德和规则。《三国演义》只实现了形式上的探索，放弃了实质上的追求，最终却被贞妇改造成了一个乖孩子。《三国演义》的故事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张扬，而其中心思想，则是对天地君亲师的膜拜，刘备永远是好男人，曹操永远是白眼狼——浪荡子调戏贞妇，原本的目的或者夜奔，或者野合，或者始乱终弃，不意却被贞妇改造，拜堂成亲，落地生根，不做二流子，专心做住家男人；贞妇既获得了身体的快感，又实现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责任和道德追求，并且进而发展出一个新的文学门类：有着浪荡子面目、贞妇实质的小说，承担着对社会中人的教化作用。
表面是荡妇，骨子里是贞妇，是中国几百年来的历史小说的普遍面目，影响所及，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在史学领域。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部浩浩荡荡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在写到大汉奸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时候，无法处理李自成、刘宗敏强抢民女陈圆圆这一历史事实，于是笔锋一转，将陈圆圆描述为打入起义军内部的地主婆。这种写法，从文学上来说毫无问题，属于“戏说”历史，调戏历史，很得浪荡子的精髓。然而，这位作家如此处理还不解气，索性写了一篇历史考证文章，证明陈圆圆这个人是虚构人物，不存在，李自成、刘宗敏不可能做出强抢“虚构美女”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此这般，历史小说家强行进入史学研究领域，捞过界，碰了一鼻子灰，也算是中国历史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笑话。
如今，没有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然而，中国历史小说的问题，自《三国演义》身上遗传下来的“白化病”，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帝王将相、忠臣节妇、红透亮高大全、皇上是好的大臣是坏的等等，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范式，晚近河南作家所写康雍乾三个皇帝的大传，不过是这一文学创作范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功的又一例证。历数中国的历史小说写作，受的影响小的，大概还要算台湾的高阳和湖南的唐浩明，然而，在他们身上，《三国演义》的根子依旧存在。
库切：不变的批评立场
库切：不变的批评立场
“库切小说文库”
作者：［南非］库切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
□书评人涂志刚
和很多小说家不一样的是，库切喜欢为他人的作品写书评，很可能他是写书评最多的小说家之一，这显然与一般人出于种种原因要写些书评文字很不一样，我们从库切的书评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批评的爱好，这里说的批评绝对不仅仅是文艺批评，其实，从库切的作品来看，他是那种真正批评社会的思考者。而且他思考的已经不是社会的表面，而是世界的根本。
在库切的早期作品《幽暗之地》和《等待野蛮人》中，居于他写作中心的是文明与人之间的冲突，库切没有对《幽暗之地》中殖民者对待土著的方式提出任何批评，他所做的只是呈现，在他几乎冰冷的笔下呈现出来的殖民图景令人不寒而栗，而蕴涵于这部小说中的主题也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人是被分开的。当《等待野蛮人》中的那位长官疯狂爱上被俘的野蛮人盲女，企图打破被分开的命运时，等待他的就只有同样成为阶下之囚。
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库切把镜头对准当代南非这片土地，那时的南非还处在种族隔离时代，人们的斗争也还有目标，而库切描写的却是一个孤独的飘泊者，他只想离开。然而被命运锁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不可能离开的，迈克尔·K的流亡过程令人崩溃：库切描述了两种不同的命运，然而最后的结局都是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