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而是故事本身和人物命运都具很明显的幽默感。
而《受活》和社会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多尖锐、多复杂、多激烈，作为作者我是无法把握的。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无法停下来思考，只是始终保持着激情把小说写下去。一个人物要做什么并不是我写之前就设计好的，有了性格基础，人物是自然而然走到那个地方的。柳县长这个人物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做出让自己“永垂不朽”的非凡之举，这才合乎他的性格。
所有的小说情节、人物的行为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必然。
文学里看不到现实
记者：你说过一句很抒情的话：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这表达了你对现实主义的什么认识？
阎连科：我以前的小说大部分是老老实实地讲老老实实的故事的小说，但后来我发现现实主义不是那么回事，真正的现实主义其实来自于人的内心。
现实主义强调真实，但对文学来说其实没有真实可谈。任何的真实一旦进入作家的笔下都会是虚假的，作品的真实绝对不应该以生活的细节来核准。
作家能力应该体现在让虚构抵达真实或者把真实的东西完成到非真实的程度上。所以，对现在的文学强调的真实，我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我觉得生活比小说复杂、深刻、阴暗得多，在文学里看不到现实的真实面目。我们的文学不能永远跟在生活的后面，只有放开想像往前走才有可能与生活同步，或者稍微往前走一点。
记者：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可能是最易被读者接受的一种表达，是因为如此，才被很多作家选择吗？
阎连科：很多作家被现实主义束缚了手脚，被它捆绑着无法摆脱。大家认为现实主义是唯一的表达方式。
我觉得读者是伟大的，读者也是需要提高的。他喜欢吃巧克力，但我们不能永远给他巧克力吃，没有人给他吃一口黄连。黄连虽然很苦，有另外的效用。巧克力只能让人发胖，还没有一块地瓜的营养丰富。
记者：有人对你们这些写“黄连”的作家提出质疑，认为你们大写苦难，不知道要带给读者什么，难道人性之美就不存在吗？
阎连科：人性之美肯定存在，沈从文、汪曾祺都看见了，但它不在我的目光之中，不在我的内心。
写作是在朦胧状态产生和结束的，一个人能写什么样的小说，是生下来就确定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找到，不是中途可以改变的。作品是内心的一种表达，苦难、疼痛是我能够触及和把握的。
我的写作是把我认识到的东西公正、诚实地坦露出来，我不认为这是偏激。我看到的生活就是这样，我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我所表达出来的是有限的，我想到十分，只能写到三分四分吧。
记者：你这样会不会用力过猛，伤到读者？
阎连科：我觉得大家一直在吃巧克力，吃一点黄连没什么坏处。病入膏肓通常是温补，而我主张恶补，这样会有另外一种治疗效果。就像减肥通常采用运动、节食、喝减肥茶慢慢来，而我选择直接抽脂。
我想做这样一种尝试，即便它不成功，三年的努力没有被读者认可，我也愿意这样做，愿意给阅读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我坚信读者会觉得他读了一部不一样的小说。我坚信在千百万读者里会有一部分人需要读喜欢读这种小说。
方言激活汉语写作
记者：你的小说在故事线索之外，每章后面有一个絮言作为补充，这种结构用意何在？
阎连科：我是用方言来完成这部小说的，如果没有絮言，读者恐怕不能完全看得懂。有人说它是中国河南乡村的一本通鉴。让我说这叫什么结构我也说不清，但我觉得它和故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有些人特别喜欢这种结构，也有人觉得破坏了故事叙述的线索。我觉得让我一直写下去可能很难完成，读者和作者在这个时候都可以休息一下。
记者：在你的小说里大量地使用了方言，会不会影响读者的阅读？
阎连科：读者是伟大的，但在写作过程中，我一般是不考虑读者的，我只考虑自己怎么写才会好。现在汉语写作过于程式化，方言几乎被排斥在汉语写作之外。
过去的一些小说像老舍的作品如果抛弃方言这个特点，艺术价值会大大降低。我认为方言写作对现代汉语是一种激活，读者可以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我没有能力拯救方言，也没有能力让方言走进汉语写作。但我想做这样一种努力，即便成为牺牲品，我也觉得非常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