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种讲故事的历史写作，正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谓历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特定时间的故事。大部分历史著作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给事件套上一个模式。他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会做出这些事，即使他只是“如实”叙述所发生过的事件，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而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则是西方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它用一种更具想像力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侦察，它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也允许作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在史景迁的内心深处，他最真切地抵达了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小小私塾。
这是我在现在风行的历史写作中看不到的真诚。一些写作者习惯于用现时观念去勒索历史上的人事，或者用一些自创的词汇去套用历史事件。当然并非不可用，但正如史景迁所言，万事万物有许多不可思议之处。历史如此，现实如此。
历史写作也如此。
几十年前，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民族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往往诚惶诚恐讳莫如深，恨不得一下子抹掉记忆，好像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那时候，历史是包袱，是负债。一不小心，就要为之人格破产，斯文扫地。三十年河东，如今证明历史不仅不可怕，还很有趣，还是生金蛋的营养鸡。
从黄仁宇的“大历史”纵横天下，到如今皇帝们的幽灵飘荡在大小荧屏上正说反说，消费历史好比消费电器，品种丰富任君选择。但在我看来，市面上无数“死者的倒影”都不及史景迁的一双磨损的软底红鞋耀眼。
如果说《皇帝与秀才》一书构建了一个寒儒社会——读书人一生陷入科考之网，一旦无法及第，便被定格为失败者，于是他们期冀在思想和知识上达到与达官显宦们的平等，那么另一本小书《王氏之死》则构建了十七世纪中国一个边缘小县的日常社会。
史景迁通过三个渠道进入郯城和郯城历史的悲痛。一是1673年编写的《郯城县志》，一是曾任郯城县令的学者黄立鸿的官箴和回忆录，一是郯城邻县淄川作家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十七世纪中国山东郯城乡下夫人王氏的死亡，经过史景迁的侦察，她的一生骤然再现，并由此勾画出清初庶民社会的重重面貌。
妇人王氏穿着软底红棉鞋，躺在被白雪覆盖的林间空地上，越过她的身体，我们才进入真正的乡村世界，走进我们先人的苦难和梦幻之中。
黑格尔曾简洁明了地评价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在无数雄伟的废墟之外，史景迁从乱坟岗里扒出的一段人生，格外地珍贵而且壮丽。
莱温斯基：与谁的爱情？
莱温斯基：与谁的爱情？
《我的爱情——莫妮卡·莱温斯基自述》
作者：＇英＇安德鲁·莫顿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4年8月
□书评人颜回乐
莱温斯基的口述自传最先露脸是在盗版的小车上，看到了这个女子的脸，很纤瘦，不是以前熟悉的那一张脸，连书名也没看仔细。正版拿到手，书名居然叫《我的爱情》，不是“我的经历”，不是“我的反击”，不是“我不得不说的故事”，居然是“我的爱情”，周围人都哑然：她和谁的爱情？和克林顿？他们之间有爱情吗？其实这些都是中文版翻译加入的颜色，英文名字很朴实，就叫Monica誷Story，而作者是曾经给戴安娜立过传的英国作家安德鲁·莫顿，看来还是挺有来头的一本书。
扉页上说“这是一个关于爱、背叛与迷恋的故事”，书读完了，感觉好像并非如此，在事件演化到后来这种情形以后再来说“爱、背叛与迷恋”，广告语无疑带着些东方色彩缠绵的纯洁，而书中的那个莱温斯基则就只是西方人单纯的简单了，两者看似相似却截然不同。我们总热衷于为暧昧事件中千丝万缕的情愫理个头绪，臆想着她与他的恋与爱，而对于他们，事件的结果即是事件的意义。
后来莱温斯基回忆起与克林顿的第一次偷情，只是简单地说：“在这个世界上，忘记一个人一般要靠另一个人，而我的救生圈不过是总统。”她只是想借此忘记当时正在给她伤害的另一个已婚男人，却不小心让自己陷入了更大的麻烦里。
6年过去，当年的女孩早已经长成女人，6年前的那场风波让她平添了无数知名度，也让她在6年内令众多男士望而却步，浅尝辄止，并转而踏上了与当年白宫实习生截然不同的道路。书中有两张照片让我颇有感触，一张摄于莱女两岁时，憨淳的笑容，毫无心机地看着这个世界，据说这也是总统先生最称赞的一张照片；一张摄于克莱两人初识之际，两人礼貌地握着手，却有一种张力在交汇的眼神中无限蔓延开去……莱温斯基在书中仍然说着爱过这个男人，如今再单纯地说“爱情”这两个字似乎变得那么可疑，但一直以来，爱又似乎总比性显得更高尚那么一点。
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提及莱温斯基，只是说：“我和莱温斯基间发生的事是不道德的，是愚蠢的，我深深为此感到羞愧，却不希望被曝光。”
高耀洁：无私自然无畏
高耀洁：无私自然无畏
□记者甘丹
人就要讲社会责任感
记者：很多报道都说过你第一次直接接触到艾滋病人的事情，在这之前你对艾滋病有多少了解？
高耀洁：对这个病的基本知识还是有了解的，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中国的艾滋病有这么多都是靠血液传播的。第一次接触到的那个艾滋病人是一个妇女，送进医院没多久就死了，后来一追查，她就是做子宫瘤手术输血传染上的。于是我才开始注意到原来在我们这里得艾滋病的人多是血液感染。于是我开始印资料，宣传防治艾滋病知识，而且也一直强调，在农村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源。
记者：我曾听你说过你在退休以后，一直是在做妇女保健知识和防止性骚扰的讲座和咨询，1996年后又开始了防治艾滋病。是什么促使你去无偿做这些事情？
高耀洁：是社会责任感。有人老是笑我，说我又忧国忧民了。他们像在说笑话，可是我却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就应该有社会责任感。
记者：你说人就应该有责任感，现在中国有这么多人，也不是非得你来讲责任感，你已经70多岁了，一般的老人都会选择安享晚年。
高耀洁：我跟你说说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小时候有个外祖父，他是个翰林，他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的大伯死得早，我爸爸就在我出生后把我抱给了我的大娘，这个影响我的外祖父就是我大娘的爸爸。我对这个外祖父比对我亲生的外祖父还要尊敬和喜欢。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女孩能读书识字，可是我这个外祖父却教我读了《四书》，直到现在我还是能背出《四书》里很多东西。他就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常常跟我说要对人好，他也老是去帮助其他的人，他说：“仁者爱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最早让我看到了有责任感的人，我很敬佩他。
记者：就是你外祖父的影响让你坚持了十年去从事防治艾滋病？
高耀洁：其实我一直不太愿意说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真是经历了一些非人的生存方式，我因为忍受不了这些曾经自杀过三次，为此，我的胃被切掉了三分之二。
我记得，记得清清楚楚，1966年8月24日，被游街后我第三次自杀。那个时候我的三个孩子都还小，他们看着我，在旁边哭啊，喊啊：“妈啊，妈啊。”我突然就觉得我不能死，我要站起来，为了我的孩子，还要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说实话。那次的经历让我开始发生了转折。
我是个妇产科医生，我那时能做的就是好好地看病。（笑）防治艾滋病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就是觉得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就是该为弱势群体说话，因为我曾经也是弱势群体。
关注艾滋孤儿再打“黑洞”
记者：听说你现在还在写关于艾滋病的书？
高耀洁：我前不久刚写完了的《艾滋泪》已经交给出版社了。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个关于艾滋病的故事。还有一本书叫《艾滋殇》，是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写的，写的是地方上的艾滋病病情现状。在这本书里，我把我所了解到的现在农村的艾滋病疫情写了出来。这本书也马上快完成了，基本上在最后的修订阶段。另外，还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叫《我的十年防艾路》，它是以日记的形式来写的，我希望在2006年4月份，我防治艾滋病十年的时候出版这本书。
记者：那我们再谈谈你防治艾滋病这十年，你刚才说你最早开始防艾是1996年？
高耀洁：那个时候就是印小册子，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印完了以后到处拿去发给别人，我还去歌舞厅发过呢，结果被人赶出来，有意思吧。最开始主要就是宣传知识。
记者：你一直特别关注艾滋孤儿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
高耀洁：2001年，我下到农村去，发现了这些艾滋孤儿，他们受歧视，遭人打，特别可怜。而且他们本身也有很多问题，比如生活问题，心理问题，有些孤儿说要杀人，或者就是结拜兄弟，别人欺负他们，就一起上去打架。这些到最后都会成为社会问题，可怕得很。
记者：除了艾滋孤儿之外，你现在是不是还主要关注打艾滋“黑洞”？
高耀洁：是啊，还要打啊。不过我告诉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打黑血站了。
记者：去年8月，我去你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