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是啊，还要打啊。不过我告诉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打黑血站了。
记者：去年8月，我去你家的时候还没有听你说过这个事情呢。
高耀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现在还有这么多的黑血站。我是10月才知道的，给我惊讶得啊，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干这么没良心的事情。
11月我就找了两个小伙子帮我去调查了情况。发现了三个地方，还拍下了照片，有张照片里是农民排着队去卖血，简直就是“前呼后拥进鬼门关”。还有很多地方，我都知道有这种黑血站，但是我还没有拍到，还没有证据，所以我还不能说。只要我有证据了，调查清楚了，我一定要把这些都打了，公布了。
我现在用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房间失火了，你光去搬东西，不去救火，有什么意思？
不把卖血问题解决，怎么能控制病情的传播？
记者：听说调查这些是很危险的事情，你不怕？
高耀洁：怕什么？我反正都这么大年纪了，能活多久啊。而且我这些年得罪的人可多了，我能怕得过来吗？有句话你听说过吗？——无私自然无畏。
记者：就你个人而言，年龄是不是也是你面临的困难？
高耀洁：就是这样我才有危机感紧迫感，我说我现在是在做身后事了。我希望中国的艾滋病不再传播了。
仅有高耀洁是不够的
仅有高耀洁是不够的
□书评人韩福东
人们喜欢将高耀洁称做“中国的德兰修女”，这个年过70的小脚老太太，因为一场被称为“国难”的疾病而成为良知的符号。当德兰修女于1997年在其创立的“仁爱会”总部逝世时，高耀洁正在河南艾滋村内流泪。
2003年夏天，我在河南郑州采访高耀洁的时候，情况仍然不妙，你能感觉到这个矢志掀开被覆盖的“泰坦尼克之灾”的民间人士的尴尬处境，在赢得中国普罗大众的敬意和国际声望之同时，她的子女和当地政府机关一样疏远她。
作为河南最具新闻价值的人物之一，她从不入“河南十大新闻人物”评委会的法眼，只在一些针对艾滋病患者所展开的行动中，她才会得到来自权力部门的“礼遇”。虽然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一直处于“脱榫”状态，但高耀洁在当地受重视的程度之高，是毋庸置疑的。
相当长的时段内，高耀洁像一个孤胆英雄。因为印发宣传资料，得罪了游医，她还被告上了法庭。但在其编著的新书《一万封信》中，各地群众写来的万余封信件，表征出人们对这位坚毅老人的信赖、支持，还有尊敬。信中所展示的真实，也永远具有让人颤栗的力量。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如果你成功以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总是要成功；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与坦率；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德兰修女这样说。
从中我看到了高耀洁老太太的影子。
高耀洁一直是中国防艾事业的一面民间“旗帜”。在防艾救民这一道路上，她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路径，桂希恩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下情上达”途径，冀望于高层的反馈以救民苦于倒悬。而高耀洁则选择现代的信息公开手段，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影响力。而在最终的目的地上，她和桂希恩没有根本分别——因为谁都知道，在防艾事业上，政府的角色举足轻重。
2003年是关键的一年。中央政府高层开始针对艾滋病疫情发言，并频繁发出动作。这一年的年底，在郑州的一家饭店里，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约见了高耀洁，吴仪说：“你的工作是对的，我看过两遍中央台‘面对面’对你的报道，你可以随意谈。”这次长达三个小时的会晤可以看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卫生防疫的最高指挥向立足草根的防艾人士问道，它象征着官方与民间一种共识的趋于达成。
不约而同，国内很多媒体将高耀洁选为2003年年度人物。这个被央视评选为“2003感动中国”的老人，因为面对疫情没有选择沉默，而成为传媒人心中的偶像。
时代需要高耀洁，但仅有高耀洁是不够的。从《一万封信》中，我们也能读出，面对艾滋病大面积扩散这种“泰坦尼克之灾”时，作为个体民间人士如高耀洁者的无力。在防艾事业上，政府的角色举足轻重。
梁小民：中国特色管理需提升和改变（1）
梁小民：中国特色管理需提升和改变
□记者张弘
梁小民，经济学家。1943年出生于山西。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商学院。现任国务院特邀监察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能逮着耗子的猫就是好猫
记者：中国式管理的实质和内涵是什么？
梁小民：我应该这样说一个原则，企业管理有规律而无模式。所谓有规律就是说它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是必须遵守的，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具体仿效的模式。这个规律怎么用，完全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什么叫中国式管理呢？也就是说，遵循的还是世界共同的一些经济规律，但是做的时候要从我们中国的实际（而且不同的地方还要从不同的实际）出发。
比如，激励机制是一种共同规律，资方尊重员工的经济利益，从企业内部对不同员工的利益进行协调。国外对于高层管理人员运用的是期权，美国70％的企业都采取的是股票期权制度，高科技上市公司几乎90％以上都是股票期权。这种措施为什么很见效呢？应该说它有它的条件。一个条件是由于它的股市比较完善和市场化，股票价格的变动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企业赢利的状况。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企业是完全独立的，企业经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人员的努力。我们从《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可以看到，郭士纳确实为IBM的复兴付出了很多精力，采取了很多别出心裁的方法。
但是，中国的股市不能反映企业的赢利情况，尤其是一些赢利状况好的国企，大概和高管没有多大的关系，和政府给予它的一些特殊政策和行政性垄断地位是相关的。这种情况下，给它股票期权既不公正也不合理，激励措施就改为年薪制等等。
所谓中国式管理的特色，就是遵循经济规律，从中国的国情和现期的特点，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出发，运用不同的方法。忽略了这一点，再好的规律也不能发挥作用。
因此，中国式管理不仅与外国不一样，而且，不同的企业也不一样。比如，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在差距上就不宜拉得过大，因为它是过去的传统所延续下来的。但是民营企业就可以拉得大一点，一个人在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身价就不一样。所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经济学原理其实很简单，关键是如何把这些原理运用到现实中去。如果把这句话运用到企业管理上，也很合适。
记者：这也就是说，运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联想找到了它自己的管理模式，别的企业可能就不适用了。那么，可否理解为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梁小民：可以这样说。
管理也可以用“猫论”来评价，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的就是好猫。有效果就是好的，而且，有效果的方法随着情况变化要不断调整，也就是与时俱进。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企业管理都不一样，只要企业做好了，就都是成功的。而这个成功的背后，都遵循了一些很基本的规律。这个规律用什么方法去实现，各国并不一样。
没有制度，文化就没有什么作用
记者：台湾的一些管理专家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资源，那么你认为在企业管理中，文化起到了哪些作用？
梁小民：刚才我已经说到企业管理要顾及到当前的现实以及历史传统，文化就属于历史传统的一部分。企业文化在西方和中国都很受重视。包括西南航空、沃尔玛等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应该说，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长期是一个封建社会，有一些传统必须抛弃，比如人治。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人治，这一点体现在企业里，很多企业家都是采用人治的方法。人治的特点是，这个人正确，企业就兴旺发达；这个人犯错误，企业就倒霉。这样的话，企业就要受人的影响了。而企业管理就是要从人治转向法治，也就是说，决策和管理都要制度化，个人的作用必须在这个框架里发挥，不能越过这个框架。像这样的传统，今天就必须抛弃。
另一方面，在企业管理中不一定非要强调儒教、道教和佛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些共通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企业来说可能是宝贵的，比如说诚信。儒家讲“民无信而不立”，实际上道家也讲诚信。诚信这个传统现在对于企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比如，晋商就是以诚信为本的。
梁小民：晋商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的这个文化传统就是诚信。你想，晋商做票号的时候，人家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给了你，换回一个纸条，如果你不诚信，谁给你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