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的确凿证据。我的分析是以中国人早就知道了澳大利亚这一位于南方的巨大的大陆、但只有经过了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航行才对它有了更细致的了解这一假说为基础的。果真如此的话，我估计地图制作应有很高的水平，陆地的纬度和排列是正确的，可能在经度上有显著的误差。 让·罗茨图上显示的很大的大陆可能就是澳大利亚，但是大陆东南方的陆地有一些经度上的错误和形状上的扭曲。于是我通过审视从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的拜伦（Byron）海湾南面到澳大利亚的东南角外的弗林德斯岛（Flinders Islands）的海岸开始了我的调查研究。仔细地拿让·罗茨图的这一部分和现代地图比较后发现，该图对从纳尔逊湾（Nelson Bay）（6）到塔斯马尼亚（Tasmania）南端（7）的澳大利亚东部地区描绘相当精确。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认出史蒂芬港口（Stephens）、布罗肯湾（Broken Bay）和波特尼海湾（Botany Bay）等地方和它们的正确纬度。 假如周满的舰队在横越太平洋之后到达澳大利亚的东南部，那么就应该存在罗茨图上有最细致的描述的证据。当我开始实地考察纽卡斯尔（Newcastle）南方的海岸线时，我发现了一个信息宝藏。19世纪40年代，最早的欧洲移民中的一位—本杰明·博伊德（Benjamin Boyd）在新南威尔士州最南端的伊登（Eden）附近的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 Bay）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城堡。他发现一棵巨大而葱郁的古树，树根长在一大堆石块底下。这一坚固的废墟由一个正方形平台及围绕着它的坚固的防御石墙构成。防御石墙内巨石构筑的碉堡的墙基和残墙抹着石灰。一定是花费了大量劳力把石头搬到这里，然后把这些石头雕凿好再堆砌起来。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澳大利亚的土人在澳大利亚的哪个地方构造了如此的防御工事，而那棵树的年龄和树根的位置表明那个建筑只能是在英国人首次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很早就已建成的。更多的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建成的石头建筑在悉尼南部陆续被发现。其中的一组20个，就像一个小村庄，矗立在海边，一条修整得很好的道路从一个水库通向岸边的一个15米宽的石码头。类似的石头房屋在纽卡斯尔①（Newcastle）也有发现。 已有人登陆澳大利亚的更一步的暗示见于悉尼北部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发现的一块古老的当地石雕，上刻一艘外国船，和中国帆船极为相似。远在约克角（Cape York）、金皮（Gympie）的海岸和安享地（Arnhem Land）也有类似的石雕被发现。当然，这并不能确证这些外国人就一定是中国人—说不定一群葡萄牙的航海者已经捷足先登了—但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附近的石雕显示出那时的人们穿着长长的袍子，这使这些人的身份缩小到亚洲人或中国人。此外，来自特威德（Tweed）河区域的土著传说提到陌生的来访者试图在布理斯班（Brisbane）西南部的沃宁山（Mount Warning）区域挖掘金属矿，这是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好多代的事了。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澳大利亚 3
要证明这些外国拜访者的访问时间，最有力的证据来自遇难船只的残骸，尤其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拜伦海湾（Byron Bay）附近发现的沉船残骸。两根木制的钉子被发掘出来，碳素测年表明大约为15世纪中期，其正负误差不会超过50年。在开采沙矿摧毁这些沉船残骸之前，当地人描述了部分船体和3个从沙子里伸出的桅杆。在 1965 年，沙矿的工人们从这个位置发掘出了一个极大的木制舵；有的人说它有40英尺高。如果这些描述是相当准确的话，那么它排除了未知的葡萄牙人或荷兰人航行到此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轻型帆船没有那么大的舵。这些巨大的舵只能来自几百英尺长的大船—而中国宝船的舵有36英尺高。另外一艘古代船只的残骸在悉尼南部海岸的伍伦贡（Wollongong）①被发现，还有另外两艘在帕斯附近的沼泽地带被发现。伍伦贡的阿勒达拉（Ulladulla）还发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石雕女神头像（8），在尼平（Nepean）河底也挖出了类似的一件还愿供奉用品。 有一艘“桃花心木船”在瓦南布尔被发现，它和在帕斯和伍伦贡发现的三艘船的残骸很接近，拜伦海湾中的木制钉的年代和巨大的舵的大小都指明了它们起源于中国。只有中国人建造的船才能够配得上拜伦海湾发现的那么巨大的舵，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生产那么多的船，以致在一个地区就损失那么多。当地人的传说、雕着穿长袍的外国人乘船而至的石刻、一组组的石头建筑、还愿用的祭祀品，再加上沉船残骸的发现，都强有力的表明了在15世纪有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到达了澳大利亚的东南部地区。 罗茨图的最初制在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的南面，作者画出了塔斯马尼亚向南弯曲的部分，但此图也似乎表示了这块陆地首先是向东，然后是向南延伸。这总是困扰着专业的地图制作者。但当我拿让·罗茨图和皮瑞·雷斯图在同一个纬度的地方作比较时，我立刻发现让·罗茨图上塔斯马尼亚南端的陆地实际上表现的是冰。皮瑞·雷斯图上所绘的冰和罗茨图上所绘的冰线具有鲜明的特征，和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仲冬（阴历六月）塔斯马尼亚南面的坚冰的北缘相一致。地球轴线的运动—多少世纪以来在不停的摆动—引起了冰线的前进或后退。当时的冰线相比今天的冰线正常最大值大约北进了三百千米。（9） 若不是罗茨图中画出的两条向东流出冰盖的河，澳洲南方和东南方这片明显的陆地之谜就可以得到解释。这两条“河”被标在新西兰的正北部；当然，那儿什么也没有。实际上，在那个纬度除了海洋什么也没有。但当我查看一幅大比例尺的地图时，我发现了两个我以前曾经忽视的小岛—奥克兰岛（Auckland Island）和坎贝尔岛（Campbell Island）。它们和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都处于同一纬度。正如它们在罗茨图上所精确表示的那样，它们都有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海湾，而且也在同一纬度上。 这两个岛被标在那些在隆冬季节里就冻结在一起的冰盖的正常界限的边缘上。这解释了在罗茨图上那明显的反常之处。中国人不可能知道他们是两个岛而更可能以为是冰封的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连绵不断的冰铺展在这两个岛之间并向北伸展到塔斯马尼亚。他们再一次精确地画出了他们所看到的。他们航行到坎贝尔岛，然后确定老人星的位置—南纬52°40′，这正是这个岛的最南端的精确纬度。他们有了他们的参照点之后，就有可能开始对这部分世界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了。 我找到周满的舰队达到了坎贝尔岛的进一步证据，这见于早期到达此岛的欧洲人的叙述。此岛是海船船长弗雷德里克·哈塞博格（Frederick Hasseburg）于1810年发现的。在坎普海湾（Camp Cove）那他们发现了一艘古老的木船的残骸和一棵饱受风霜摧残的老树，可以认清的是那是一棵成熟的诺福克岛（Norfolk）松树，这种松树是诺福克岛特有的树种。在航行中收集树苗、种子和松球并把它们作为神物种在他们登陆的地方是中国人的习惯，在那些植物的根部埋藏着还愿的祭祀物。在坎贝尔岛上的诺福克岛松树只能是被周满舰队中的某一艘船带来的。 当时，这支舰队勘测了从纳尔逊湾到远在南方的坎贝尔岛的整个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并把它绘成了地图。但当他们准备确定回到澳大利亚的路线时，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并不知道南极洋流正在把他们推向东方，向着新西兰群岛的南岛。自从我于1969年圣诞节乘着我的潜艇来到这以后，我便对这块美丽的土地有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岛的南部崎岖不平，景色壮丽，有如画般的山脉和水晶般的湖泊，南极的风将这的天空擦拭的干干净净。然而，塔斯曼海①却是航海家的一个梦魇。天空时常阴云密布，而且洋流也变幻莫测。舰队能在没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颠倒方向。 中国人不得不顶风往回驶以抗拒洋流，于是至少有两艘巨大的宝船失踪了。两个世纪前，在新西兰南岛西南端的峡湾地（Fjordland）的达斯基湾（Dusky Sound）发现了一艘古老木船的残骸。当地人说这是一艘由中国人制造非常古老的木船，而且在库克①船长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了。（10）在1831年，一艘悉尼的定期邮轮访问了达斯基湾。有两个从船上下来的水手“看见了一只陌生的动物在矮树丛的边缘栖息而且还在一点一点地咬树叶。它用后腿站立，身体的后部弯曲成一个厚厚的尖尾巴。当这两个水手记录其高度时，它靠在树上，尾部大约有一米半长，他们估计它站立时约有九米高。这两个人在杀死它之前是站在它的上风向，所以才能看到它在悠闲地吃东西。为了比较容易的观察它，他们折下一根大树枝，用其将这个动物反转过来，并把它倾斜向上一直伸到它刚才吃叶子的地方。”（11）所描述的这只动物与中国人在巴塔哥尼亚高原②带上船的大树懒在尺寸、体形和饮食习惯方面都非常的相似。也许是一对从残骸中逃出来的动物，它们幸存了下来并在与它们位于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家乡条件非常相似的地方繁殖，两地的纬度是一样的。在新西兰岛的峡湾里还见到有游泳的海獭，海獭也不是新西兰原有的动物，是中国人把它们留在船上用来赶鱼的。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澳大利亚 4
再向北，在新西兰北岛的西海岸上，一艘巨大而非常古老的船的部分甲板和船舷在1875年一阵猛烈的暴风雨之后暴露了出来。残骸的发现地靠近旺伽罗阿（Whaingaroa）的讨莱·帕尔马（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