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模式”与改革开放二十年所建立起来的“新模式”。这三个模式之间，自然存在着前后一贯的、基本的共同点，但却又是各有鲜明特色，呈现出某种复杂性。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所提供的研究空间就是十分广阔的。当然它也有其特殊的困难之处，但这本身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性，从而具有某种特殊的魅力。
如果再放眼于刚刚开始的新世纪，就会注意到，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它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制约。到20世纪末，随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制约消失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头目美国获得了绝对的权力。但“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美国在建立起自己的绝对的世界霸权的同时，自身的制度性的缺陷也就随之暴露与发展，并必然引起世界性的反弹，形成新的反抗力量。这种反抗的文化资源可能是民族主义的，可能是宗教的，也有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验就有可能重新产生影响。我个人在“9·11”事件中，就看到了毛泽东的幽灵：从恐怖分子的理念及其所采取的手段中，不难看到毛泽东“为了达到某种自认的神圣目的，不惜毁灭一切”的思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范式，以至“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信念，还有“以小攻大”、“以土攻洋”、“攻其不备”等游击战术。这恐怕并非奇特的联想，而是多少预示着毛泽东思想在21世纪很有可能以我们今天还难以预料的形式再度对世界与中国发生影响。而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是既带来了一些新的积极的因素，又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的。如果承认具有毛泽东某种程度的“复活”的可能性，那么，对毛泽东及其在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的认识，无论将其妖魔化，还是将其理想化，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应该说，对毛泽东的遗产，特别是他所领导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试验，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与科学的清理，是近二十年学术研究的重大缺憾，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我们现在正急需补这一课。
当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全方位的，我们的现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只能涉及“社会主义文化”这一侧面。昨天的讨论中，倪伟先生提出了如何使我们的研究“与当下的社会实践结合紧密，能够对变化中的社会和世界做出应答和解释”的问题，王晓明先生则关注“如何处理文学所凝聚、所体现的‘本土经验’，如何通过此种丰富经验的描述、分析和阐发，向当代世界提供多样的思想资源？”我想；“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或许正可以从这两方面做出有力的贡献。我特别看重的是这一课题本身具有的理论前景：如果说对苏联、东欧经验的研究曾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果，那么，远为丰富与复杂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也同样有可能取得某种理论上的突破，这是中国的人文学者有可能为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的一个领域：至少我们是可以这样期待的。
至于如何进行这样的研究，我自己也在思考与探索中。初步的想法是这样的研究应该跳出简单肯定与否定的二元对立模式，采取更为复杂的科学分析的态度。昨天几位年轻朋友对于“文化研究”的设想，也打开了我的思路。例如倪伟所谈到的“文本政治分析”、“对日常生活形式的关注”、“对文学流通与消费过程的研究”，薛毅先生所提醒的“对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专制主义的批判，应该纳入到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中”，都是具有启发性的。
当然，学术研究最终还是个人性的。因此，以上所说，仅是我个人根据自己的条件与兴趣所做的选择，它只是多元化的研究总格局中的“一个”：每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学者都会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路，并且坚持走下去。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坚持，只能是一种挣扎；在寂寞、艰难的挣扎中，就需要相互搀扶。我今天的发言，也算是一个求助吧。因此，我要对会议主持者给我这个机会表示感谢，也要对大家耐心地听我的倾诉，说一声“谢谢”。
2001年11月19日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真的知识阶级”：鲁迅的历史选择（1）
——在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最后十年的鲁迅”。这是鲁迅研究中争论最大的一个话题。我想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加以审视。
鲁迅1927年10月在上海劳动大学做了一个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并且做了两点界定：“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因此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们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且“不顾利害”；“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1］这正是鲁迅的一个自我定位：他将站在平民这一边，做永远的批判者——或者像他在1926年所写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所说，做“永远的革命者”。［2］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演讲中，鲁迅还提出了“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的问题。在我看来，以上两个方面：对“真的知识阶级”的认定与追求，以及“思想运动”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的结合，构成了鲁迅“最后十年”的思想、文学与社会活动的一个基本贯穿线索。
一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在最后十年的战斗中，鲁迅的批判锋芒所向。
或许可以从一个“小问题”说起。鲁迅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和“深刻博大的作者”常能够“贴切”地抓住批判对象的本质特征；“制出一个简括的诨名”；“神情笔肖”；“这才会跟着他跑到天涯海角”。鲁迅说，这样的可以永存的“诨名”，有“‘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到现在，和这八个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有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了罢”。鲁迅接着又说了一句：“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3］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鲁迅在“五四”时期和《新青年》的战友们主要着力于对“古之‘京’”所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而到了30年代，鲁迅更为更关注的是，对“今之‘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呢？而我们知道，在30年代的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个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发展，以上海百乐门舞厅、国际饭店等建筑物为标志的消费文化曾有过极度的膨胀。这样的现代化新潮成了众多的文学者的描写对象，构成了人们经常说的“文学的现代性”的重要方面。而作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鲁迅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以批判的、怀疑的眼光烛照被人们认为具有“普范性”的现代化新潮，揭示其表面的繁荣、发展背后所掩盖的东西。——如果说，鲁迅早在本世纪初在《文化偏至论》等著作中，就有过对西方工业文明所进行的理论上的批判性审视；那么，在30年代，这样的现代都市文明的西方模式，尽管经过许多变形，但已成为鲁迅自己生存的具体环境，他的感受与批判自然是更为深切的。而他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批判又是通过对在这样的现代都市文明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新的社会典型的观察、描写来实现的；而且如前文所说，他总是以一个“贴切”的“诨名”来加以概括。
于是，鲁迅的笔下，出现了“资本家的乏走狗”。近年来人们关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谈了很多，却忽略（甚至是回避）了他们之间的一个实质性的分歧：梁实秋公开鼓吹“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生活争斗的手段”。［4］在鲁迅看来，这种将资产奴役制度合法化的说教，正是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蓄意欺骗：“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地去耕田，种地，挑大粪”；“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5］——在被梁实秋（及其同类知识分子）无条件地认同与美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背后，鲁迅看到的是这样的血淋淋的压榨与倾轧：“吃人肉的筵席”正在“资本”的名义下继续排下去，而“梁实秋教授”们却以冠冕堂皇的理论“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6］，这自然是鲁迅绝对不能容忍的。
于是，鲁迅在现代都市文明中发现了新的压迫与奴役关系的再生产［7］；而一切为新的奴役制度辩护的谎言，在他那里都会受到无情的批判。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揭露了这样一种“高论”：“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在鼓吹一种“有理的压迫”，而所谓“有理”就是要求被压迫的工人“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的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的一切纠纷”［8］。永远站在被压迫的平民、弱者这一边的鲁迅敏锐地看到，这样的“压迫有理论”本身即是一种精神的压迫；“无刀无笔的弱者”因此“不得喘息”，现在他还有一枝笔，自然要用来反抗。［9］
鲁迅还从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发现了“西崽”。早在1927年，鲁迅就这样描写他所看到的香港社会：“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