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还从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发现了“西崽”。早在1927年，鲁迅就这样描写他所看到的香港社会：“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山林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10］以后他又如此写到他眼中的“上海租界”：“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11］在“五四”时期，鲁迅曾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级制度：“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12］现在他在中国的现代都市社会里又发现了新的圈子型的等级制度的再生产。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由这样的上海租界的社会结构，引发出了对文学发展的一种结构的揭示：“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有一个杜威，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13］这里仍然是以某一外国作家为中心，存在着某种依附的关系。鲁迅是主张对外国文学实行“拿来主义”的；但问题在于这种“拿来”必须是“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如果变成一种顶礼膜拜，一面附骥于洋人，一面又以此炫耀于国人，那就形成了一种文学的等级关系。在鲁迅看来，对西方的这种依附是全面存在的。在著名的《“友邦惊诧”论》里，他这样揭示中国的政治结构：我们有“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14］。这里所说的“党国”正是准确地概括了30年代中国政权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本质。而“党国”尽管有着表面的独立，实际上却是依附、听命于“友邦”，即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这样，鲁迅在30年代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中都发现了一种“半殖民性”。这就是说，中国3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是与“半殖民地化”相伴随的：对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回避的。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真的知识阶级”：鲁迅的历史选择（2）
“西崽”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生产出来的。鲁迅说上海滩上洋人的买办、租界上的巡捕的可恶并不在于他的职业，而在其“相”。“相”是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他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所以鲁迅说西崽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其实质是依附于东西方两种权势，因此是双重奴才，却以此为资本，把同胞视为奴隶，这正是西崽的可恶、可憎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特意强调，这些西崽虽然吃洋饭，却迷恋传统；“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15］鲁迅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所看到的是新旧两种文化的杂糅，新的奴役关系中依然保留与发展着旧的奴役关系。鲁迅站在“群华人”即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上，他就发现在现代中国社会里，中国人受到了三重压迫：既是中国传统势力、传统统治者的奴隶，又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者的奴隶，还是依附于二者的西崽的奴隶：这三重奴隶状态的发现是触目惊心的。
上海滩上还滋生着“洋场恶少”。鲁迅说他们虽是文人，但在文学论争中从不说出“坚实的理由”；“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16］这就颇有些流氓气了。鲁迅曾这样刻画上海滩上的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犯他来凌辱，为的是能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17］可见上海流氓也是既以传统为靠山，又以洋人的“章程”为依托的，而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维护现存“秩序”。所以鲁迅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18］这样；“流氓文化”也就必然构成30年代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鲁迅说其特点是将“中国法”与“外国法”集于一身，可以说它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恶俗的部分的一个恶性嫁接。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流氓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无理论、无信仰、无文化；“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算完事”。［19］所以，流氓文化的“横行”本身就标示着社会的腐败，无序与混乱，这其实是一种“末路现象”，如鲁迅所说；“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也还是鲁迅说得好：这样的“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20］
而作为一个彻底的批判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最大特点，还在于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最终都要归结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性审视。他发现，处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根本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历史宿命，而且还面临着新的危机：在20世纪初，鲁迅即已发出片面地追求物欲，可能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的警告，而夸大“众治”的力量，也会产生新的危险；现在，在30年代一切都商业化、大众传媒笼罩一切的现代社会，以及将“大众”神圣化的时代新潮中，鲁迅又看到了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闲”的陷阱。［21］因此，对这三种类型的“帮忙帮闲”的批判，就成为鲁迅30年代文化批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易遭人攻击的，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停止。鲁迅自己早就引述过一位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22］鲁迅对形形色色的帮忙、帮闲文人的批判确实显示了他在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叛逆性与异质性。但当他面对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沦为三重奴隶的现实，却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沉重：他的所有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警戒。
二
而对上海滩上的“革命奸商”、“革命小贩”［23］与“革命工头”［24］、“奴隶总管”［25］的发现，对鲁迅自身或许有着更为严重的意义。
鲁迅在前述《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强调“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他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说中讲到“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26］时，就已经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在发生了1927年蒋介石政权屠杀革命青年的“血的游戏”以后，鲁迅更是痛切地“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27］正是对单纯的启蒙无用的痛苦的反思，使鲁迅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感到有与实际的反抗的社会运动结合的必要。何况，鲁迅始终对底层的民众怀有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与那些视民众的反抗为洪水猛兽的所谓“特殊的知识阶级”不同，鲁迅对被压迫的民众的反抗的合理性，是从不怀疑的，他有句名言：“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28］因此，他后来对当时中国唯一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采取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并且与共产党人合作，共同发起左翼文艺运动，都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当他目睹年轻的革命文学者为了自己争取民众解放的信仰不惜流血牺牲，更是用少有的热情由衷地赞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29］，这与前述站住普通平民这一边，做永远的革命者的“真的知识阶级”的定位，是完全一致的。或者可以说，一个“真的知识阶级”几乎是必然要做这样的选择的。
但鲁迅仍然不同于那些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甚至某种投机心理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从来不曾将民众的反抗的社会运动理想化，更不用说神圣化：这正是他与太阳社、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的根本区别所在。他一再地提醒人们必须抛弃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正视革命必然充满了污秽和血，但同时也会有婴孩。［30］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深知，一旦参与社会实际运动，就有被利用的可能：他完全清楚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而作为一个永远的批判者，他一面参与社会实际运动，一面又在紧张地观察与思考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社会运动（改革或革命）可能的走向。早在1926年所写的《学界三魂》里他就特地考察过中国历史上的“匪”，即所谓“农民革命军”，并且引用一位学者的意见，指出农民革命不会根本改变封建奴役制度，是要“自己过皇帝瘾”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就是“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