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就在几天以前，我的一个学生横遭暴虐死去了。
她是你的同乡，曾和你做着同样的梦。
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了你所羡慕的“北大人”。
然而，她却被残暴地杀害了。
学校当局的冷漠，更让人震惊——在他们的眼里，在“压倒一切”的稳定面前，一个学生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
圣洁被玷污了。
我们所有的人的梦想都破灭了。
也许圣洁本就不存在。
我们被自己制造的梦欺骗了。
这女孩子的血使我们惊醒。
如果我们早一点从梦中醒来，不那么麻木，如果我们早就直面北大与社会的黑暗，提出抗争……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面对死者，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北大人，都感到内疚与羞愧！
…………
怀着难以抑制的痛苦与自责，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你。
你还愿意来北大吗？
我仍然欢迎你来，不是为了寻梦……
祝
好
理群2000年6月4日深夜
三
（一位山西的中学生读了我的《话说周氏兄弟》以后，来信提出了一些问题。）
××：
……你的信中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与“每一个具体的公民”的关系问题。于是就有了如下几个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1、谁是国家的主人？
2、管理国家的公务人员是怎么产生的？是民选的，还是上级委派的？他们向谁负责：选民还是上级？他们受不受监督？是终身的，还是有期限，随时可以罢免的？
3、国家公务人员代表谁的利益？如果他们任意侵犯公民利益和权利，他们还代表国家吗？
…………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2）
这就涉及国家体制的问题。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国家，每一个公民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立人”与“立国”是统一的。
当然，公民也应该对国家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有时也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在宪法的范围内来进行协调——请注意，我说的是“协调”，而不是“绝对服从”。如果要求公民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国家利益，那就成了国家至上主义。国家至上的危险性在于，它实质上不是国家利益至上，而是自称代表国家的某个集团、个人的利益至上。
以上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理解，仅供你参考。重要的是，你要自己独立地思考这些问题。作文也一样，要写自己想说的话，这就自然有新意了。
即颂
学安
钱理群5月30日
四
（一位读者来信和我讨论鲁迅，并寄来了他的一篇被退回的诗稿。）
××同志：
我读了你的《中国文人》，觉得很不错，没有什么“不便发”的。诗中自有你的锋芒，或许就为此让有些人感到“不便”吧。现在的文禁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明禁，更多的是造成一种气氛，主编、编辑因为自危而自律过严，形成了许多自定的禁令，一些诗文也就“不便发”，实即“不能发”了。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也似乎无能为力。于是，大作也只能作为“抽屉文学”而存在了。
不亦悲夫！
即颂
文安
钱理群5月31日
五
（一位陕西的理科大学生和他的朋友在年初寄来了他们自己办的刊物，我却忙得没有时间回信，心里很不安。）
××：
我一直欠着你和你的朋友的债——信债，更是情债。你们把心血浇灌的《百草塬》馈赠于我，我却迟迟不予回报。今天早上醒来，突然想到你就要毕业了，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于是匆匆提笔。当初也是因为想好好地写一写，却找不到整段时间从容交谈，反而拖下来了。而今天大概也只能简要地说几句感想，这也是要请你原谅的。
你们刊物里的文章一篇篇读下来，我的心也一直往下沉，沉……一个问题苦苦地缠绕着我，最后竟变成了一个声音固执地追逐着我：命运，命运，命运……
这是你我都在紧张而痛苦地思考的“当今中国思想者的命运”。曾经有人问道：“中国有没有思想家？”在我看来，这对当下的中国是一个过于高远，甚至是奢侈的问题：今天要做一个思想者，能够独立地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很不容易，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你们的刊物就是一个证明。你们的切身体验化成的文字，则向人们揭示了中国思想者的种种困境——
他们面对体制的强大压力——这个体制正在“忙于与世界接轨”，结果就如鲁迅所说；“旧疾”与“新疾”并存，不但旧的专制压迫依存，中国人还要“六岁就开始与人竞争”，于是；“长时间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阉人”的“传统”更有了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学院里的知识者，他们时刻面临大学官僚体制的压制——“这儿没有真正独立自由的社团生存的环境，同样丧失了自发组织真正社会实践的自由。我们无法发表真正想说的东西……我们的嘴巴除了吃东西外，已不是为自己所生；我们的大脑除了装下统一配给的东西外，已不再是为自己思考”，而一旦“被划为思想的异端”，今后的命运更是不堪设想。
他们更面对成为“文明的奴隶”的危险：电视、电脑……“支配着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是我们发明的‘暴君’”，对“我们的思想进行着掠夺同化”；“不知不觉让我们交出了一切：时间，空间及思考”；“在未解除身体被奴役”的同时，我们的思想紧随网络时代文明“变化的迅速及无孔不入而丧失独立”。
而所有这一切外在的压制，都会转化为内在的困惑，对自身价值的怀疑：“自身的种种矛盾和混乱，时时将我们逼近分裂与崩溃的边缘”；“每每在动笔写作的时候，本意以之摆脱孤独与寂寞，却更深地感到恐惧和寒冷，感到自己的无力，或许，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这也许是更为可怕的。
于是，我们每一个愿意做一个思想者的人，自身对独立、自由的思想的追求与坚守，就有了一种意义与价值：它不仅是一种对抗——即使失败了，也能够像鲁迅说的那样，使那些思想的压迫者的一统天下不那么圆满；它或许也是一个压不垮的“生命萌芽”。
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你们的刊物就是一个尝试），互为声援，也会使这种意义扩大。尽管也是极其有限的。
我愿这封信也是一种声援。不仅是对你们已经做出的努力；以后，当你们以任何方式进行思想的拼搏与坚守时，都会有一双关怀的眼睛在注视着你们，也从你们那里吸取。
如果你们终于放弃了，那也没有什么。毕竟坚持过，并且“坚持到了最后”。
“我的剑未刺向敌人，已先置己于死地。”都是如此的。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3）
而且总会有后继者。作为个体会由于各种原因或坚守或放弃，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谱系，它总是会一代一代地承继下去的。因为，思想，对精神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在任何时候，或者说在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思想者存在。这或许正是希望之所在，也是我的对于人的有限的乐观主义吧。
但是，你们要毕业了。几乎可以断定，当你们告别校园，投入生活的旋涡中时，很快就会发现，现实比你们想象的要险恶得多。只有到那时你们才会更深切地认识到今天所做的一切的意义。你的预感是有道理的：“这大学四年，可能仍是我一生中最自由，最快乐，最作为一个人而生活而存在的四年。”但你又预言：“之后更深地被同化和异化，也许是我的宿命。”这又是我不完全同意的。走向社会以后，当然存在着被同化与异化的危险，对此做最充分的思想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恐怕不是必然的宿命——退一步说，即使这是宿命，也仍然要挣扎与反抗。因此，我更愿意说，反抗与挣扎才是每一个曾经是、并努力继续做一个思想者的个体生命的宿命。而且你要相信，总会有与你同在挣扎的人存在，因此，你还要继续地去寻找你的真同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从屈原到鲁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应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后盾。鲁迅还有一句格言：“永远进击。”这是我年轻时的座右铭。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陷入极度困惑与痛苦之中，正是这句话支撑着我走出了精神的低谷，并照亮了以后的人生道路。现在我把它转抄给你和你的朋友，就作为毕业赠言吧。
祝
好
理群6月12—13日
六
（一位读者寄来了他的一篇《论自由》的文章。）
××：
……当你提出你的“自由”理想时，我们之间就可能出现了一些分歧。特别是你在《论自由》一文中反复申说的观点——
“对于那些思想条件成熟的人，思想自由是他们不可缺少的条件；他们能够依靠自己本身的能力去行动，从而经过努力，以达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他们是真正具备生命力的人，他们需要自由给他们以行动的空间，以便使他们有所展示，有所行动。如果被剥夺了自由，那么他们势必感到了障碍所带来的压抑，他们势必去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来摧毁外界的障碍而获得自由。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