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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思想条件不成熟的人而言，他们本身缺少生命力，也就没有生命自身的表现与行动，他们是不需要自由的。这些人只有在别人的命令、指挥与管束下才能做到安分守己，才能生存下去。他们唯一的品质就是服从。对于他们，自由不但无所用途，反而有害。
“唯一的办法只能使他们的思想成熟起来，这是他们获得思想自由的先决条件。而对于那些不能达到思想成熟条件的人，只好让他们再回到过去那种自己服从别人的思想状况中去，作思想的奴隶而已。”
恕我直言，你的这些高论里弥漫着如此浓烈的法西斯气息，让我感到窒息。但我仍要感谢你的坦白，因为某些“理论家”用曲曲扭扭的语言竭力想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被你如此明白地和盘托出，就可以起到引起警戒的作用。而且我还得承认，你的“理论”正在当今中国的许多地方不露声色地变成现实。这也是我为之感到痛苦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你的“理论”的正确。一切迫使他人成为“奴隶”的行为与为之辩护的“理论”都是我所不能接受，并要据理批判的。请原谅，我只能拒绝你的高论。
七
（一位边疆的朋友寄来了他的一组杂文，以作交流，遂写了自己的“读后感”。）
××：
拜读了大作，不少地方都引起了共鸣。记得当年鲁迅与瞿秋白曾经提醒人们要注意区分“真假堂吉诃德”。在我看来，大作所提出的也是一个“区分真假……”的问题，这在当下思想文化界是有一种重要意义的。
你在《浅说知识分子》一文中提出：“知识分子要批判社会，也要勇于批判自身”。我以为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区分“真假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标尺。居高临下地对他人进行宣判，或把自己想象为真理的化身（代言人），向自己心目中的愚众宣喻真理，这是圣徒，是道学家，而非真知识分子。——顺便说一句，批判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功能；在现实社会中，一些知识分子着重于发挥这方面的作用，是可以的，也应该受到尊重，但似不宜夸大这一作用，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或贬低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另一种选择。
你在《驳第三个“爱国”观念》一文中提出了“区分真假爱国主义者”的问题，更是具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当年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今天，我们也可以说：“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你说得很好：貌似爱国者“其传统的表现是自觉不自觉地跟随皇帝的心态和视角，很习惯地把以往皇帝治下的一切，说成是最辉煌最伟大的一切，把其他国家和民族一律放到次于自己而必需臣服于自己的位置”；而“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正视自己（的不足与现实的黑暗面），不是表演爱国，也不是鼓吹文化沙文主义”。——而现在“表演爱国”实在是太多了：这也是世纪末景观之一种吧。
《两只眼的英雄和三只眼的英雄》大概是最不合时宜的了，但我也最看重这一篇，并以为这是你的一大发现：“两只眼的英雄品格虽然很高尚，但只克己而不犯上，不追求人的自由，作为良民的榜样去推广，可以让民众弯腰低头只顾苦干，生产驯服工具”；而“三只眼的英雄在既得利益者看来就可怕了，他们能洞穿一切，是清醒者，追求思想自由，不盲从，不但克己而且克他，动摇包括自己在内的不合理的现实存在”。这样，你所指出的现实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谁动员过学习林昭，学习张志新，学习彭德怀，学习遇罗克，学习黎九莲？当前评这先进，那先进，什么光荣称号都有，但你见过‘反腐败斗争积极分子’这个称号吗？”——没有，当然没有。这确实发人深省。不过，我倒不希望有“反腐败斗争积极分子”这样的称号，因为那也可能成为表演：现在是什么都要演戏化，游戏化，这是更可悲也更可怕的。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4）
你的《可怕的灵魂之死》一文刻画了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一生经历了“信念坚守者——保守者——奴隶——奴才的灵魂衰死过程”。正如你所说：“人到了这一步，自我完全根绝，个人意志完全被铲除，留给自己的只是迷信，只是为人生符号而进行圣教徒式的誓死捍卫，一个运动只要一调动起那个符号，他们便高度昏热起来，疯狂起来。‘文革’之所以能搞起来，不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失去灵魂而只有人生符号的人，一面在热昏中大歌大颂着，一面在疯狂地摧残着破坏着而酿祸于天下的吗？”——这样的人，显然是具有悲剧性的，他们曾有过自己的信念，这是好事，本值得尊重；但他们一则“以此为牢，丧失批判精神”，进而将自己本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信念绝对化、凝固化，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发展的生机，走进了死胡同，二则将自己的信念唯一化，将他人的其他选择视为异端而必灭之而后快，这就成了一条棍子，由理想主义走向专制主义。这两个方面都使他们走到了自己追求的反面，这里确实包括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同时，也要看到，这些人在90年代的变化：他们的言行中信念的成分越来越稀薄，而代之以利益的驱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为失去的和还拥有的权力与相应的利益而疯狂，并越来越自觉地在9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扮演警察与告密者的角色，而为一切尚有良知的人所不耻。但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兴风作浪，甚至有效；正是这种有效性提醒人们注意：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温床并没有根除，社会基础还依稀存在。因此，你的文章中重提“文革”的历史教训，就有一种警世的意义，也是深得我心的。
这封信写得比预计的要长，这要感谢你的高见引发了我的思考与这一番议论。就此打住。
祝
文安
理群2000年9月13日
八
（通过写信我与江西的一位作家成了没有见过面的朋友。我们在通信中，讨论他的创作，也探索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了“怨恨”的问题，提出“怨恨使毛泽东成功，怨恨又最终使他走向反面”。）
××：
拜读大札，颇受启发。“怨恨”确实已经注入了中国国民的血液之中。几十年的反复折腾，不断地“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语），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成功与失败、整人与被人整……中轮回，就造成了对他人，对社会的极度的怨恨，毒化了整个民族的心灵。——我们在反省极权体制对人的心灵的影响时，注意了“奴化”这一面，却忽略了“毒化”，其实，这也许是更为深刻的。这个民族已经不懂得爱，不知道对生命（人的生命、大自然的生命）的敬畏，而是无所畏惧、肆无忌惮地怨恨、践踏、破坏、毁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问题是不仅是掌权者、胜利者如此，就是受迫害者、失败者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全民族的怨恨、破坏、腐败与专制，这是极为可怕的，是中国式的极权结出的最大恶果，要真正从我们民族心灵中消解这种渗入骨髓的怨毒，恐怕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这也是我对中国现实的一个最大的隐忧。记得十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指出；“现在的中国文坛与知识界，一方面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一方面，又充满了不满、不平，甚至怨毒、仇恨。试看今日之域中，何处不再怨气冲天地发牢骚”；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我觉得中国人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呢？”（见拙作《反思三题》）十年过去了，现实的中国怨愤不是减弱，而是愈加强烈，几乎到了临界点。对此，坦白地说，我的内心反应十分复杂：一方面，我非常清楚，这“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它内蕴着一种合理的反抗性；但我又确实担心，会导致盲目的非理性的破坏。因此，我希望能如鲁迅所说，在合理的反抗中注入“深沉的勇气”与“明白的理性”。这本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但正是这十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陷于自怜与自恋之中，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失去了对现实中的问题做出反应的欲求与能力，将来中国无论发生什么，知识分子都将被无情地抛弃，这几乎是一个无可改变的趋向。而这样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悲哀而已。这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话题，以后再从容讨论吧。
再回到“怨恨”这个话题上来。最近这一两年，我经常收到一些年轻人的来信，谈到他们精神的历程：开始时，天真地相信人们告诉他们的一切，用玫瑰色的眼睛看待一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也包括看了我们这些人写的书），他们“睁开了眼”，开始正视现实的黑暗。从“瞒和骗”的大泽中走出来，这本是一种觉醒，但我从这些年轻人的来信中却隐隐感到了新的危险：有的人在为上当受骗而失悔的同时，又似乎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在用新的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与他人时，处处都看到了黑暗。于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怨恨：对曾经欺骗过他们的成年人与社会的怨恨。这引起了我自己的反省：我们在尖锐地批判现实的时候，是否有意无意地也流露了内心的毒气（“批判”从来都是双刃剑，在杀伤批判对象的同时，也会伤害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