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致沈西苓》，1936年7月19日）
这就是说，鲁迅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很少有人了解他写《阿Q正传》的“本意”，他与他的读者、评论者之间的“隔膜”，感到悲哀。
这确实令人震撼。
那么，鲁迅写《阿Q正传》的“本意”究竟是什么？
其实，鲁迅自己就有过说明，这也是你的文章里着重引述与讨论的——
“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阿Q正传〉的成因》）
这里，鲁迅说得很清楚：“人们”所不了解的，是他关于“阿Q似的革命党”、“阿Q似的”改革的思考的深意。这一思考，也就是《阿Q正传》所着力描写的，有两个侧面：一是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可能发生的“改革”（“革命”）是什么样的；二是这样的“改革”（“革命”）与“阿Q们”（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的关系如何。鲁迅特意强调，他“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说明他关注的是中国进入“现代”历程“其后”的问题，这其中一个核心就是现代“改革”（“革命”）。这正表明了鲁迅忧虑的深广，他的思考的超前性。这几乎涵盖了从辛亥革命直到今天的改革的全部历史。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确实是20世纪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在他写作的20年代中期，这种总结带有很大的预测性，却被其后的历史所证实。这样的“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奇迹”来源于鲁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深知与真知，这是现代中国无人可以企及的。人们与鲁迅的隔膜，说到底，是对中国的真正国情（绝不是今天已被说滥了的“国情”）的隔膜。这也是《阿Q正传》对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启迪：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国情，以此作为我们的新的思考与探讨的出发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新思考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提出的那两个问题。
当然，即使弄懂了鲁迅的本意，也不算完成了对《阿Q正传》的研究。因为作品的实际内涵远比作者的本意要丰富得多。在这方面，给读者与研究者的再阐释留下了极大的余地。也就是说，每一个认真的读者与研究者对《阿Q正传》都可以、可能有自己的发现。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和所有的不朽的著作一样，是说不尽的：它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你看，读了你的大作，我竟是思绪绵绵，情不自禁地说了这么多的话，现在真应该打住了。但我的心中依然激荡着欢乐的水花——这是思考的欢乐，是与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切磋学问、探讨真理的欢乐，我真要陶醉其中了。
再一次谢谢你。
祝
好
理群9月24日
十四
（一位朋友寄来了一篇《创建地球村大学》的文章，提出了他的教育理想与理念，其要点有：1、“贯彻人类精神大融合的宽容思想。防止和减少种族、地域、国家、体制、党派的人为限定和隔阂，使人类资源共享，人类教育共建。培养站在人类共同立场上面向真理、捍卫人类尊严的，无偏见的，优秀的地球公民”。2、“办学思想应该是：精英化与大众化结合，人类永恒准则与生存现代化结合，人类文明智慧和伟大自然共存共生”。3、“办学形式：私立，自主”。4、遵循“教育财政公平”原则和“人类资源从富裕流向贫困”的原则。5、“校园建设要体现伟大自然与人类智慧的完满结合，使神圣与人道合一，实用和节俭合一”。6、“对教师的人格要求：无偏见，反对暴力，捍卫人类共同尊严，关怀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和宇宙”。）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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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大作，颇受启发。这样一种更加彻底的教育改革的理想，是十分吸引人的。但对现实的中国，这只能作为长远的目标，以你所说的“坚定信仰之下的永不放弃的坚韧精神”，持续努力，才能在某一阶段开始实施。
首先要走的一步，是实现“教育的独立”。这是从根本上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瓶口”问题，要害问题。这里，又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立学校的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是私立学校，特别是私立大学的开禁。中国的教育改革的突破，大概也正应从开办、发展私立大学入手。有了私立大学的竞争，才有可能促进国立大学体制的变革。
但在中国，要发展私立大学是十分艰难的。除了政治上的种种压制与限制，也还有投资者——中国的民间企业家本身的局限：一是脱离了官方他们几乎无法生存，因此，总要与官方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初创时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会因此造成他们先天的妥协性，而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独立；二是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的不足，人文精神的稀薄，过分追求商业的利益，很容易把私立大学办成你所说的“讲习班”，同时又竭力控制学校，随意地干涉校政，从而从另一方面影响教育的独立。——中国早期的民营企业家大都有家长式专制的倾向，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这样，要创建我们所理想的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将长期面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困惑。对此，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但不管怎样，路总是要走，有一个开端就好。
这也是我退休以后，所想要参与的工作。但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有种种的设想，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这大概也是我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悲哀吧。
祝
好
理群9月15日
十五
（一位年轻的读者寄给我一篇他写的《钱理群先生的困惑》，是对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的回应。作者把现在的时代称为马尔库斯等说的“实验的时代”：“（它）具有折中、脱离权威范式而进行观念游戏等的特点，它提倡展示与反省，对于在实践中的事物采取开放的态度，对于研究方向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善性采取宽容的态度。”文章说：“钱理群先生的矛盾与困惑正是实验时代中宽容精神的体现，他的困惑是真诚的拷问而非激烈的批判，我形象地认为钱先生是站在波涛汹涌的海岸边，有着一种坦然的精神和气质。但无疑，钱先生是从‘历史进化论及历史决定论的文学史观’的深刻影响中走过来的，这种思想的直接作用是崇拜权威和渴望成为权威。钱先生在文章中流露了相似的意思：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相信正是如此重的使命感使得钱先生的困惑更加深入和广泛，有了‘丰富的痛苦’。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坦率地说：钱先生无疑看得太重了。就史而言，客观、公正远比‘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要重要得多。”）
××：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与信任，谢谢你的坦言。你说得很对：“摆脱旧的体制，将整套的机制放到一个具有灵敏反应能力的充满活力的氛围中去”，这确实是发展中国思想、文化、文学、学术的关键之一。这里的“摆脱”，既指外在的摆脱，即体制的根本改革，更指内在精神的摆脱。这对我们这些在旧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是更为困难的。而我们的困惑确实比你想象的更为深刻。这几乎是要像鲁迅当年所说的那样“横战”，既要抗拒现行旧体制的权力的压制，又要应对仍然沉湎于旧体制的同代人的嫉恨，甚至是千百倍疯狂的压制（鲁迅早就引用过梅林格的话：“在坏了下去的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还要面对强大的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更要直面更为年轻的一代的误会与利用……这一切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自己内心的黑暗：自我价值的怀疑、绝望、无助、恐惧、怨愤……这就要求有极大的精神的光明力量来抵御这外在与内在的黑暗。但又面临这光明的精神资源来自哪里的问题……这都会形成一种巨大的，难以言说的困惑。
而我们也只能在困惑中挣扎着前进。真是一步一个血印。
再一次谢谢你对我的启发。
祝
好
理群9月15日
十六
（这是一封压了很久、也许是终于寄不出去的信：收信人当时还是高三的学生，现在大概已经考上了大学，因为我弄丢了他的地址，没有及时回信而失去了联系；而我信中提到的那个孩子，却在那个令我震撼的电话挂上以后，消失在茫茫人群中，再也没有他的任何信息。但我仍要记下这一切，算是给有类似情形的中学生的一个告诫，也作为自己的永远的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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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你的来信与文章，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回信。一方面，我确实欣赏你的独立思考与批判锋芒；另一方面，又为你的锋芒毕露、赤膊上阵而担忧。你让我想起了一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它一直压在我的心上，如果不如实地讲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