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如实地讲给你（以及所有的年轻朋友）听，我将永远不得安宁。
那是去年春节之前，刚放寒假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收到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带着哭音，劈头说了一句：“钱教授，我被学校开除，走投无路了！”我吓了一跳，在反复的询问和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弄清楚：这是一个山东农村里的男孩子，开始一切处于懵懂之中，后来读了一些书，好像也有我的书，于是，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一切。首先感到的是现行中学教育对自己创造力的压抑。于是，开始反抗，与班主任、校领导都发生了冲突。最后拒绝上课，躲在家里自修，竟凭着自己的天赋与努力，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医科大学。于是，充满着幻想地来到北京，以为从此可以进入一个自由的学习天地，使自己的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敏感的他很快就发现大学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他再一次感到了压抑，并又开始了反抗：一再地逃课，去读自己想读的书，同时，不断地给班主任，以至校领导写信，对学校的教学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因此得罪了各级领导。校方决定以他旷课太多为理由对他进行纪律处分。他的家长闻讯赶来，向校方求情，校方提出要他承认错误，他认为自己无错，拒绝做任何检讨。事情越弄越僵，校方最后做出了“取消学籍”的决定……听着他的这番叙述，我的心一直往下沉，沉……一时竟至无语。我知道，这孩子是无辜的，这件事确实暴露了我们的大学、中学教育的许多问题；但我还能鼓励他去反抗吗？——他现在连最基本的学习与生存条件都没有保障了！于是，我对他谈起了鲁迅关于“不要赤膊上阵”，关于“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要善于保护自己的思想，希望他做一些必要的妥协，以获得继续学习的机会。这孩子听了我这番话，只冒出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早说这样的话？！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我的心受到猛烈的一击，还来不及反应，电话挂上了……整整一夜，我无法安眠，此后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即使是此刻我终于写下了这一切时，我的手仍在颤抖：一种刻骨铭心的负罪感永远追随着我，而且永远不会有弥补的机会：我不知道这孩子的名字，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如何生活，不知道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对人生、社会会有怎样的看法，他将怎样继续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坦白地说，对发生的这一切，我至今也没有想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如实地讲给你（以及和你一样的年轻朋友）听了，希望能引起你们的思考，倾听你们的意见。我愿意和你们一起来讨论这些人生的难题……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8）
祝
好
理群2001年2月5日补写
十七
（2001年的最后时刻是在和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的通信中度过的。这是其中的一封：一位河南的中学生小朋友已和我通了好几封信。在最近的来信中写道：“先生谈到‘现行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其实不仅仅是‘现行’的‘弊端’，连‘改革’的‘弊端’也尖锐地叫喊。现在不是‘素质’起来了吗？然而孩子依然在题海中挣扎，也间或有不平，然而班主任的一句‘真话’便震慑住了：‘什么素质，高考还是要分数！’我现在大概是喜欢听‘真话’的吧，然而也骇然了（也许‘真话’还不够‘耳顺’）。这便是现实，我们的不幸的孩子碰在现实的壁上，鲜血迸流，可以‘漂橹’了。或许也有不‘迸流’的，那是血已经被榨尽者！古人曾用‘挂羊头卖狗肉’讽刺货假价虚的商户。然而我总觉得我们的改革简直是‘挂羊头卖真空’，连空气也一并收回，人迟早要窒息。”“我发现现在还有一些老师在做着屠戮青年的刽子手。如果不是侵犯权利的话，我引一段朋友的信，给先生看那青年的血：‘……而且历史老师讲了一句话：现在我们班开始两极分化了，这是件好事！天啊！这是多么大的打击！！……我真的快失去最后一点信心了，帮帮我，好吗？’我见着我的朋友流血了，触目惊心！诚然这一番话在强者可以不理睬或者竟作为上进的动力；但在弱者，却只抹杀了那最后一点光明；‘恩赐’以完全的黑暗，从此完全的痛苦或竟至消失。这样的老师就应该受‘最黑最黑最黑的诅咒’！”）
××：
……信中所说的“我们班开始两极分化了，这是件好事”的言论确实触目惊心。但岂只是班级，岂只是教育，在我们整个社会不正流行着这样的“两极分化好得很”的言论吗？而且有些知识分子不也正在散布这种言论吗？——尽管他们用的是煞有介事的“学术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这位老师还算是可爱的：他起码还有几分坦诚。用冠冕堂皇的理论来掩盖吃人的真实，这是更应该用“最黑最黑最黑的”语言来“诅咒”的！
我也很赞成你的观点：我们不仅应对“现行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质疑，也应该对所谓“改革”进行质疑，因为当前的“教育改革”很有可能成为一种“表演”。当然，也可能出现某些缝隙，为真正有志于改革的人提供某种空间——尽管极其有限。
读来信，感到了你的敏感、思想的某些尖锐性，同时也担心你的愤世嫉俗，会使你看不到生活中某些光明美好的东西。——就我的观察与体验，黑暗与光明是同在的，只是后者常处于受压制的地位，需要更用心地去发掘与发现。
当然，你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努力地充实自己，打好精神的底子，以更有力量地（我指的主要是自我内在的精神力量）对抗外在与内心的黑暗。
我所能帮助你的，只能寄一点书给你——当然是无偿的。不过，要等几天，等我的学生有空时再寄给你。我自己已经无暇去邮局寄书了。
致
新年的祝福
理群2001年12月31日
十八
（一位云南某工厂的读者来信和我讨论我的《鲁迅与20世纪》那篇文章。）
××：
……来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民族、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关心，读之令人感动。实际上我们都是在紧张而痛苦地思考着，因此，来信引起了我的极大共鸣。尽管我们的意见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所谓“重新来过”当然不是要重新打倒什么，来一次暴力革命。我个人也是主张走和平的逐步改革之路的。但对当下中国的改革也确有反省的必要。我之所以重提“立国”与“立人”的问题，也正是要促进这样的反省。
信中提出要每一个人为国家的生存、发展做出牺牲的问题，从原则上说起来似乎不错，但正如你在信的后面所说，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在一个“主仆颠倒的国家”里，为国家牺牲实质上就变成了为国家的掌权者（他们自认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国家的代言人）牺牲，成为国家中的强势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奴役、压制弱势集团、普通民众的一个借口，一个理论根据。
“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现象”这其实是一个终极性的目标，只可能无限地趋近，却不可能完全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它确实具有乌托邦性质。但我认为，人是不能没有乌托邦的理想与信念的，有了这样的信念和目标，才可能对现实保持一个永远的批判的清醒立场：“压迫与奴役现象不可能完全消灭”这一判断绝不能引出对现实压迫与奴役现象的容忍与辩解。而批判一种奴役现象与如何消灭（或缓解）这种奴役，又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主要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后者则还有一个操作层面上的问题。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我所认同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他对于一切压迫与奴役现象都必须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不能有任何的让步与妥协，但他又要认清自己批判立场的有限性。在实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操作中，必须是渐进的，这其间就不能不有许多妥协。而对自己批判的有限性的清醒认识在批判的知识分子自身不能不时时产生绝望与无奈之感，但又不能因这种绝望与无奈而放弃自己的反抗。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绝望的反抗”或“反抗绝望”。这也是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时谈到绝望的原因与意思。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9）
以上所说，都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再一次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并要感谢来信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
即颂
冬安
钱理群2001年12月28日
十九
（一位江西的女中学生来信倾诉她的孤独感。）
××：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愿意把内心的苦闷向我倾诉。
我知道自己不能给你以具体的帮助。因为我坚信，任何人的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他人只能是一个倾听者。
但我这个你说的“远方的老人”正是真诚地愿意做一个倾听者，怀着最大的善意，并且努力理解。
我理解你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理解你的孤独与敏感。但你能不能试图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发掘哪怕是最微末的美好的东西？在孤独中你是否可以从书本中去寻找“远方的友人”？
至少现在你有一个倾听者了。而且我还要送一套我和朋友们一起编的《新语文读本》给你——你将和世界上最善良、最有智慧的人对话，处处看到美好的人性的闪光，愿它能温暖你的心。
今天是岁末，就致以
新年的祝福
理群2001年12月31日
二十
（一位学院里的学员来信谈他的理想的破灭、他对现实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