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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他们是如何给《燕山夜话》罗织罪名的——
前述《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本来是鼓励人们在劳动、工作之余，多读点书，不要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姚文元却偏说劝人业余读书，就是要“腐蚀”人们的生命的三分之一，并由此而为“和平演变”组织力量，以便“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智谋是可靠的吗？》如前文所说，是批评“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的作风，本是泛指；到了姚文元的笔下，就变成了“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
还有一篇《堵塞不如开导》，原意是强调对事物的运动，应避免用鲧那样的“堵”的办法，而要像禹一样地实行“开导”。姚文元却抓住文章中的两句话：“一切事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种种特征”，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然后任意嫁接为一句话：“一切事物都应积极开导”，于是大加引申，发挥：“这岂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也要积极开导，顺利发展？”
《燕山夜话》里有一篇《交友待客之道》，本来是为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而写的，所以有“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这样的话。姚文元笔头一摇，就变成了邓拓“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再一变就变成“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
大概无须再作举例，就可以看出，横加给邓拓等人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姚文元这类刀笔吏先定了罪名，再去搜罗“罪证”，不惜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中国历史上专制强权统治下，罗织人罪的所有的伎俩，都无所不用其极——这是典型的文字狱！
但这中国文字狱新的一章却打着革命的旗号，是在“防止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义”下，有组织进行的，其社会动员力量是惊人的；因此，它似乎很容易地就煽起了全民族的“革命义愤”：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着工农兵代表、各条战线先进人物，以至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批判文章；中国每一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单位，从工厂、机关、学校，到军营、农村……到处都在召开声讨大会，贴满铺天盖地的大小字报；甚至连街头跳皮筋的小女孩都唱着这样的儿歌：“吴晗、邓拓、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打，打，打，我们坚决打倒他！”——邓拓等真的陷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样的全民参与的文字狱，是中国的独特创造，令人无奈而恐怖。据说曾长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面对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神经高度紧张，又不停地喃喃自语：“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燕山偶语遭奇祸”（2）
1966年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自尽。
1968年3月，吴晗的妻子袁震被关进劳改队，折磨致病而死。同年10月11日，吴晗在狱中被迫害致死。1976年9月23日，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狱中被逼疯，自尽。
廖沫沙是“三家村”作者中的唯一幸存者，但也被监禁、流放了整整十年，愤激之中，写下了“燕山偶语遭奇祸”的诗句。
受难者远不止邓拓等三人，不仅株连九族，而且实行瓜蔓抄：曾办过类似专栏的各报的负责人、编辑与作者首先遭到同样迫害；接着凡对《燕山夜话》表示过赞扬，甚至只要读过作品的读者都被牵连进来；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即使没有读过、不知道《燕山夜话》为何物，只要喜欢业余读书、写作，彼此有过文字交往的，都成为怀疑对象，于是，几乎每一个单位都揪出了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邓拓、吴晗、廖沫沙式的人物”——文字狱就这样迅速遍布全国！
批《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仅是一个开始。姚文元在他的《评“三家村”》里杀气腾腾地叫嚷：“不管是‘大帅’，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并要挖出“最深的根子”。这里所说的“挖最深的根子”，就是要顺着“邓、吴、廖（他们都是北京市的领导成员）”三根“藤”，挖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再由彭真挖到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的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这就是所谓“上揪”。此外，还有所谓“下扫”，即是要将“邓拓、廖沫沙式”的党内知识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晗式”的思想、文化、学术、教育……各界的专家、学者（“反动学术权威”），以及据说是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通通扫荡以尽。“上揪下扫”合起来就是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差不多概括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目的与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试探，而批邓拓的《燕山夜话》与邓拓等的《三家村札记》，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与“样板”。以后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惨事、怪事、荒唐事，都可以在对《燕山夜话》的批判、对邓拓等的迫害中，找到最初的样式。比如姚文元的“檄文”中“全都揭露出来，……踏倒它们”这一句话，后来就成为对“牛鬼蛇神”进行武斗（所谓“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文字根据。
可以说，对一本书（《燕山夜话》）的批判引发了十年浩劫，一个人（邓拓）的死成为一个民族旷世苦难的开端。
而且影响并未因十年浩劫的结束而消失：它所留下的民族心灵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它对民族精神的毒害更是后患无穷。我们已经说过，十年浩劫中把文字狱扩大到全社会的每一个基层单位，而且是全民参与的：全国上下都从公开发表的与私人的未发表的文字的字里行间去找问题，抓“反革命”，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尽管后来都平了反，但其背后的“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思想、文字（包括私人的，没有造成社会影响的文字）定罪”的理念，却很少受到质疑，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文字狱，从而留下了隐患。而十年浩劫中，经过对大大小小的“三家村”的斗争，人们学会了从微言中发现大义，甚至无中生有地凭想象去搜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这种畸形的政治想象力普及到每一个老百姓身上，是极为可怕的。而且已经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总是习惯于从他人的文字中想象出种种罪名。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成为罪状，带来骇人的后果，这就根本谈不上思想、文化、学术的独立、自由地发展。
因此；《燕山夜话》的命运，应该成为一个永远的警示。鲁迅曾一再沉重地谈到，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记性”，总是有意无意地掩饰、遗忘历史的苦难与灾难，这样，历史可能重演，灾难也会重来。他因此提倡写“文祸史”，让后人知道，先辈们为追求知识与真理，曾付出过怎样的代价。《燕山夜话》正是本世纪的文祸史的重要一页，我们今天在这世纪之末，重提这本书，除了表明没有忘却，更要表达一个愿望：文祸史再也不能在下一个世纪继续写下去了！
1999年6月28日写于燕北园
（本文在写作中曾参考了任文屏《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子伶、子真《吴晗和〈海瑞罢官〉》，刘茵《繁星闪耀——记廖沫沙》，袁鹰《玉碎》，柏生《吴晗和他一家》等文，特此说明，并向有关作者表示感谢。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面对血写的文字
——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
一
这十四万个血写的文字送到我的手中，已经很久了：我感到艰于呼吸，更无以言说。
我周围的狂欢的盛典也不知举行过多少次了：我感到窒息而艰于言说。
我只剩下了无词的言语。
但我却无法忘记林昭那凄苦的声音——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之幸矣！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阴暗角落里的！……
又是一个“暗暗的死”！
真的要让它暗暗的泯灭，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消失吗？
然而，血已经流了，那就再也抹不掉了！
记着林昭的话：“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
这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控告词！
二
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请直面林昭的《血衣题跋》——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