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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文革”期间达于极致的思想与舆论控制，使得这里所进行的思考与理论成果，只能以私人通信的方式在极少数人中流传，而不能及时地转化为社会思想财富。以致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思考，无法在前人已经达到了高度继续前行，而不能不一切从头开始，这就是有些学者已经指出过的“思想史的断裂现象”，这是应该引起注意与反思的。正是这种断裂，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文革”时期的中国的思想界只是罪恶与谬误的堆砌或仅是一片精神废墟。这是不符合事实与思想发展的逻辑的：凡有人的存在，就会有人的思索；思想是任何力量也禁止不了的。即使是最黑暗的年代，也会有思想的创造，也总有这样那样的理论成果作为历史的幸存物通过不同的渠道保留下来。即使是“残篇”也掩饰不了其思想锋芒与价值。后来者没有权力因为忽视而将其再度淹没。正因为如此，我愿意向学术界的朋友介绍这本《劫灰残编》，这封二十九年前的通信，希望人们在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庆典中，注意一下这当年民间的默默纪念。——这将是鲁迅接受史、“文革”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它标志着，穿越“文革”的民族与个人的苦难，中国的民间思想者对自己的精神同道鲁迅的体认，所达到的时代与历史的高度和深度。
2001年8月17日写毕
（《劫灰残编》，作者卢叔宁，为《学术·思想·生活丛书》中的一种，靳大成、奚耀华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咬紧泥层根不死”（1）
——读韩乐群《刺梨蓬草》
一
乐群的第一本歌词集《山里山外》是由我作序的；这一本诗词集更是力作，却只有“自序”。我理解乐群的心情：他要借此作一番自我反省，将一生的曲折、得失，毫不掩饰地向世人和盘托出，为自己竖立一座真实的人生纪念碑。
于是，我们读到了如此沉重的文字——
卖稿维持饭碗，一槌而定终身；焉期相许词家，半纪全操贱业。大颂红旗三面，聊剩废品一堆；高歌跃进千首，难吐真言半句。……
睁开双眼，写自己之所该写；唤醒痴迷，言他人之所未能言。勒马回缰，词句改吟诗句；回头是岸，赞歌且作悲歌。……
这里所叙说的，岂只是乐群？岂只是他的歌词？这几乎是概括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就是这样唱了大半辈子的颂歌，以致今天也依然颂歌入云。颂歌或许也是有它的意义的吧，有人愿意将颂歌唱到底，也自是他的自由；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能、也无法掩饰的：正是在一片颂歌之中，中国这块土地上真实存在的悲剧被遮蔽了，人民痛苦的呻吟与哀哭声被压抑了，我们的父母兄弟身上流淌的汩汩鲜血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到中国的“永远的歌者”：“在同伴上了绞刑架时，诗人们没有反抗之声，只是高唱颂歌；当全民族陷入（“大跃进”、“文革”）的迷狂之时，诗人也没有自己的冷静、迷惘的歌唱，仍然唱着更加迷狂的颂歌：这是可悲的精神的死亡，诗的死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现在已是世纪之末，无论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应该做一次世纪结账。
但又有多少人“敢于正视这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这惨淡的人生”？
更有多少人敢于公开承认，大声忏悔：我也曾是这样的歌者，我也无意地充当了“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的帮闲？！
我们中国有的是演戏的传统，有的是“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的法术和“忘记术”：“白一白眼，反问道：‘这是我的账’？”（鲁迅：《准风月谈·查旧账》）
而且越到世纪末，越是演得起劲，忘记得彻底。
正是在世纪末的疯狂与迷乱中，我们听到了乐群清醒的自省。“废品一堆”云云，这里内蕴着怎样一个残酷的真实，包含了多少沉重、难堪与无奈，人们回避之不及，乐群却要公开坦诚说出，这又是怎样的大智大勇！
都说“难得糊涂”，但我看来，更是“难得明白”。经过半个世纪的磨难，末了才得这点明白——这确实可贵，却也太惨了。
何况还有至今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的呢？
二
而且本世纪最大的中国剧作家曹禺还有句话：“明白了，人却残废了。”不仅是身残，更是心残，曹禺以及许多人因此沉默了。而另外一些人，因为看透了一切，也沉默了。
而乐群却于“勒马”之后还要“回缰”；“回头”了更要另寻他“岸”，真正是“敢把痴心痴到底”了（《编后感》）。于是；“已届望七之年，难攀期颐之寿。仅储酒坛半罐，还拼颈血一腔”，乐群开始了觉醒后的最后歌唱：“藉忧患而遣毫端，不辞苦语；借酒杯以浇块垒，敢作豪吟。”（《自序》）
于是，神州大地的哀鸣从诗人的笔端流出：“瘦手嶙峋翻上下，秃头疲软扭西东”（《哀童工》）；“脑袋空空钱袋满，长街到处有文盲”（《悲童商》）；“弃婴异地无人问，拐女他乡有贼催。劝尔投胎需切记，阎王贿把后门开”（《愍女婴》）；“针筒吸瘦伶仃骨，坡土催肥索命捐……谁云人血浓于水，四百西西五十元”（《吸血鬼》）；“都道工人老大哥，熬干血泪待如何。开门七字般般涨，卖铁还须砸铁锅”（《下岗愁》）……正是：“纵观海内尽诗人，绿俏红艳满目春。独有沅江歌哭者，行行血泪吊黎民”（《〈路边杂吟〉增订本读后》）。
“贪残满目心悲愤”（《杯底余光》），郁积于平民百姓心中的不满、不平之声，本已借助于民歌、民谣在民间不胫而走，现在也在诗人的笔下冲决而出：《官倒难倒》、《反腐》、《官迷》、《吃公宴》、《涨声》、《裙带风》、《枕头风》、《造坟热》、《斗富狂》、《硕鼠》、《官蠹》、《大出丧》、《行路难》、《哭笑难》、《特区舞厅》、《色魔》、《造神》、《假祸》、《名骗》、《赌风》、《逆子》……单是这些诗题，就足已表明：“心事浩茫连广宇”，作者的悲欢是与普通民众相通的，他完全自觉地以“指陈时事，针砭世风”为己任，正所谓：“应从民怨铸民魂，休管弥天鬼气深”；“行将七十老衰翁，何必奴颜曲背弓。几笔真情留后辈，怀沙沅水也从容”（《杯底余光》）。
乐群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文学之路：一条忠实于自己与时代，直面人生的道路，一条通向人民的道路。
我要说的是，对于乐群，以及和他的同代同类的知识分子，在人生的最后一程走上这条道路，也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古代就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传统；“文章应为时而作”的白居易传统，现代中国更有作为“民族魂”的鲁迅传统，乐群在他的诗词里多次提到“但使鲁翁重秉笔”（《复古风》），并仿《卖炭翁》而写《卖珠叟》，这都是表明了上述传统对于这一代人的深刻影响；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是与自己的人民共命运的。乐群把他的诗词集命名为《刺梨蓬草》，是大有深意的。“刺梨果结刺梨蓬，长在黔山大壑中”，这贫瘠的土地上培育出来的“真色真香真野味”，连同一身尖刺，自可视为乐群的诗词的象征；而“常年总在大山行，坐地花丛细细吟”（《编后感》），乐群和同伴在蒙受苦难时，是“大山”和她的子民们接纳并抚慰、养育了他们；“咬紧泥层根不死”（《〈路边杂吟〉增订本读后》），这一代人的根是扎在乡土中国的。诚然，与底层人民的同命运，是在那曲扭的时代，以一种曲扭的形式实现的，因而也必然带有负面的沉重阴影。比如，这一代人就曾经陷入人民崇拜的迷误，并由此出发，走上了自称人民利益代表的人民领袖崇拜的迷途，前文所说的唱了大半辈子的颂歌，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半是违心、半是真诚地，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唱出来的：这历史的教训永远不可忘却，这样的悲剧也是万万不能重演的。但我们也不能在泼去脏水时，将孩子也都倒掉：那与人民，特别是底层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不能割断的。在清洗了人民与人民领袖崇拜的精神愚昧的历史尘埃，恢复了自身的思想与人格独立以后，知识分子应该更坚定地立足于中国的大地，关注于生长于斯的普通人民的真实生活，倾听他们的呼声，继续从中吸取精神的与文学的养料。——这正是我读了乐群的这本诗词集以后受到的启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落叶归根吧，老而有归：这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精神境界，作为老同学、老朋友，我更是为乐群感到高兴。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咬紧泥层根不死”（2）
而我尤其感到欣慰的是，乐群并不孤立。几乎在读到这本《刺梨蓬草》的同时，我还收到一位云南的老革命、老知识分子力从文先生寄来的“内部交流”的诗集：《凡恋》。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