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个别的医生这样干……”
在他作为一个胸外科的革新家的名声上面，现在又添上了医学刊物上没有记载的荣誉。他的名字在领救济面包的穷人队伍里传开了。他开始和久已不得一饱的人混在一起。他到他们家里去，在“街道委员会”不让他们因为无力付房租而被撵走的时候站在他们中间；他随同他们去开会，会上，演说者令人感动地讲着失业者的困境；他会见他们的领导人；他和自称是共产主义者、CCF①党员、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人们交起朋友来。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10）
①联邦合作同盟——加拿大社会民主党。——原注。
他发觉这种环境新奇而令人兴奋，在这里，男人和妇女谈起现在和将来都充满了热情，他们讨论哲学和组织工会，并以一种他所喜欢的温暖的同志感情接待他。
他的笔记和零星的日记现在有一种新的风味：
我的“坏的一侧”现在恢复正常了。我已经把这事忘了，虽然如此，仍不失为使人安心的消息，因为现在没有时候被拖回泥坑里去。我是在正道上吗？答案似乎是由必要而不是由理论决定的。问题是必须参加，而不是只搜集搜集学术性的事实。富人可以照顾自己；谁来照应穷人呢？他们当中有那么多人连自己有要求健康的身体的天赋权利也不知道。可是，我的新朋友们和“不出钱”的病人对于维护他们的天赋权利却并不畏缩。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精神。他们一无所有，但是在他们的昏暗的会场里，在警察的棍子底下，他们编织着一个丰富的、乐观的美梦。有时候很难听懂他们的话，有时候甚至更难赞同他们那纠缠不清的理论，但是很容易分沾他们用贫穷、困苦和一心一德的精神所铸造出来的兴奋和热情。他们送给我一个新的名誉学位：我现在是医学博士、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同时也是“白同志”。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我觉得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了。不知它通到哪儿？……
十七
那条路首先把他引导到苏联，那个国家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1935年夏天，这位自己任命的蒙特利尔穷人的医生离开了蒙特利尔，去参加一个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行前安排了他的第一助手乔治·德塞大夫在他离职期间代理医院的工作。
其他的加拿大代表包括弗雷德里克·班廷爵士，约翰·布朗博士，汉斯·塞雷博士。班廷是以和查理·贝斯特共同发现胰岛素而闻名于世的。塞雷博士那时还没有发表他的著名的关于“适应综合病症”的论文，也还没有提出他的关于“适应症”的理论的轮廓。对于塞雷来说，列宁格勒之行意味着会见巴甫洛夫，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工作曾是他自己的实验的前兆。对于布朗博士来说，生理学大会意味着交流经验，证实他自己在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结果，这些是使他后来成为加拿大一位杰出的医学教授和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一个国际闻名的诊所主任的一部分准备工作。对于白求恩，坦白地说，生理学大会是一次看看“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如何实行的机会。
他认为大会上宣读的所有论文他事后可以研读；在列宁格勒，他参加了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就单独行动了。他和巴甫洛夫作了一次私人会谈，然后把其余的时间用来“看人”和调查肺结核疗法。
他对巴甫洛夫的印象总结在给蒙特利尔的一个医界同事①的一封信里：
① 1935年9月9日给H·S·大夫的信。——原注
我参加了大会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我曾有机会看到巴甫洛夫并听他讲话。他使大家想起肖伯纳——那是指他的相貌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巴甫洛夫在人类行为的科学方面的贡献。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解决疾病的基本问题的新途径，或者不如说他提供了新的证据来证明：了解疾病必须根据恰当的因果关系——我们因为一定的条件而起反应。不仅是我们的反射作用，请你注意，而且连我们的组织，连我们的血球也一样……
通过苏联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他得到许可去参观医院和疗养院，并且研究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方法。他在这方面进行的调查工作成为他苏联之行的高潮，使他兴奋到了极点。
他发现，在十八年内，有将近一半时间是用在重建国内残破的经济上面，苏联已将肺结核的发病率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这证实了他自己认为肺结核可以完全扑灭的信念。
他继续进行着他的调查工作，越来越感觉兴奋。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讲究的休养所和完备的疗养院，在这儿，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这和他本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各诊疗所和疗养院里，一切医疗都是免费的，这并不是什么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权利。官方规定的疾病预防措施里包括从幼年起给儿童施行结核菌素试验，这正是他久已在国内鼓吹的。
十年以前，他在特鲁多疗养院谈论过为出院的肺结核患者采取特殊的复原措施的必要。现在，在苏联，他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复原制度，他马上就断言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面，苏联有一系列专为过夜的或不过夜的病人设立的日间和夜间疗养院。不过夜的病人是从正规的疗养院出院后恢复工作的病人，或是少数有早期胸部症候但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完全住院治疗的病人。
他虽然没有时间去参观苏联其他地区的许多疗养院，但是所看到的已经足够使他心悦诚服，兴奋异常。他希望继续待下去，再花些时间去研究医疗事业，并到苏联的其他地方去旅行，但是他逗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他的假期了。在他到达两个月以后，他启程回国，带走了许多书籍、小册子、医学论文，以及这样一种感觉：一个新的试验正在古老的俄罗斯进行着，它将对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时加拿大和苏联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同时对于“苏维埃试验”的好奇心正在增长。因此，请白求恩就他的旅行作公开讲演的邀请像雪片一样飞来。
他能接受多少邀请就接受多少，对学生、医学团体和各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发表讲演。他在讲台上的举止完全不同寻常。不管听众多少，他总是随随便便地讲话，就仿佛是在自己的客厅里和几个朋友聊天似的。有时候他坐在讲桌上；有时候他把椅子拖到讲台前，把一条腿跪在椅子上，接着往下讲，全然不顾教科书上关于演说的种种规则。
他在所有的讲话里都采用了一种简单的策略：报道事实，同时粉碎自满。他厌恶陈腐的思想，不管是右翼方面的还是左翼方面的，而且他最喜欢的莫过于对人们已公认的见解提出挑战，从而促使人们思考。在多伦多，班廷热烈赞扬苏联的报告更是轰动一时。班廷宣称，他的苏联之行是他一生中给他鼓舞最大的经历。他在文章和演讲里盛赞苏联“正在科学与研究的坚固基础上建立一个巨大的机构……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民族那么充分地认识到，今天的科学是昨天的研究的成果，而今天的研究也就是明天的科学”。作为加拿大的一个民族英雄，班廷的这些话使白求恩正在讲的事情更容易为人接受，虽然两人都受到某些保守派的尖锐批评。
至于他的总结，他所搜集的事实的意义，白求恩留待在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所主办的一次会上向医学界人士报告。
那个会是在1935年9月20日举行的。会场里坐满了医生、他们的家属和一些弄到令人眼红的请帖的普通人。塞雷博士第一个发言，只涉及生理学大会的各次报告和讨论。接着是布朗博士，他以开玩笑的态度不仅议论了大会，而且还讲到他个人的见闻：没有塞子的污水槽啦，不懂英语而装懂的国际旅游局向导啦，官僚作风啦，买火车票遇到的困难啦。他用使人觉得非常好笑的方式报告了他个人的经历，然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坐了下来。白求恩事前就知道塞雷的发言以生理学大会为主题，也知道布朗要讲到他个人如何不幸遇到没塞子的污水槽，以及用瓷砖铺得很漂亮但是没有手纸的盥洗室。
他走上讲台的时候，下面响起了表示礼貌的掌声。他谢了谢主席赞扬他在胸外科界的地位的介绍词，接着点了一支香烟。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11）
白求恩在这次演讲中。由艺术家查理斯·康福特拍摄。
“我是今天晚上最后讲话的人，”他像平常谈话似的开始讲起来，“这次序是我自己挑的。我决定要采取一个和我的列宁格勒毕业同学①相反的立场。”听众发出了一阵哧哧的笑声，他停了一下。“我觉得相当有把握，他们的见解会是一致的。因此我决定，如果他们贬低俄国，我就赞扬；如果他们赞扬，我就贬低。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闹别扭——而是出于对真理的关注，因为我觉得真理往往是由现实的许多表面上不能调和的方面结合起来的。”
①原文是“Lenin graduates”，意思是“从列宁格勒毕业的列宁的学生”，一语双关。——译注
他吸了一口烟，同时玩味着听众脸上那种好奇的神情，他们正在考虑他这种意想不到的开场白。他接着照事前预备的稿子讲下去：
所有从异邦和外洋归来的旅客的报道基本上是属于自白性质，而且无意中成了自传性的。批评〔他把语气微微地加重了一些〕……成为对批评者的评论。这个适用于从古到今所有的归客，从那些把巴勒斯坦说成是遍地牛奶和蜂蜜的国土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