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四部 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2）
1932年，在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屡次的围攻以后，共产党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蒋介石的回答却是对红军再度进行围攻。结果蒋介石的军队里有许多人起义加入了红军，还有许多人投降了。
向蒋介石提出的一致抗日的要求是以“中国所受到的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这个前提为根据的。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里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但是蒋介石对所有的要求都置之不理。从1932年6月到1933年2月，他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向江西进攻，又遭惨败。但是到1933年10月，他又发动一百万大军的围攻，取得了一些初步的胜利。
由于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之间不同意见的斗争，结果产生了把红军转移到北方的陕西省的那个著名决议，以便更有利地击退蒋介石的进攻，并出兵抗日。
于是1934年开始了惊险的“长征”，这是一个由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从江西到陕西的二万五千里的徒步跋涉。成千的战士死在途中。其余的则受到蒋介石的军队的追击。但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三万名百炼成钢的战士终于在1935年到达陕西，和陕北红军会合。他们以延安为首府，在那儿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现在他们迫近了日军，东京便威胁蒋介石，要他消灭红军，否则将发生可怕的后果。于是蒋介石在西安特设一个绥靖总署，向这个新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但是当时要求停止内战、保卫中国的呼声已传遍了全国。不仅蒋介石的剿共军队的士兵拒绝作战，甚至最高级的将领也与红军缔结了非正式的停战协定。蒋介石大为震惊，便亲自跑到西安去挽救这个局面，结果他本人却为他部下的军官所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当时由于他一心想消灭的共产党出面进行调停，蒋介石才保全了生命。
西安事变的结果，产生了停止内战、联合全国力量一致抗日的协议。在西安，蒋介石终于不得不正视这个事实：全国军民不愿接受其他办法。他迫于群众的要求，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日军在1937年夏天再度发动进攻的时候，红军根据地已从陕西向西北伸展到宁夏，向西伸展到甘肃。国民党承认这三省为国民政府辖治下的自治“特别区”。现在约有八万人的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仍由红军领袖统率。现在第三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了。
当日军向南推进，侵入新“特别区”东北的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的时候，八路军的部队就进入这几个省，并和其他中国部队取得联系，在日军后方建立了一个称作晋察冀的新“军区”。现在，不管共产党和国民党重新合作的前途如何黯淡，一个抵抗侵略者的堡垒已经在北方建立起来。
2月22日白求恩坐火车离开汉口，就是到这个地区去。他的路线要穿过许多山脉、河流、荒芜的原野、无路的山谷。他离开汉口十天以后，就有一些新闻记着拍电给美国报社，说他已在内地被日军俘获杀害了。
三十三
当纽约、汉口和延安之间函电交驰，打听他遇难的传闻的时候，白求恩正在和南下的日军捉迷藏。
离开汉口以后一天，他到了郑州，那是一个刚被轰炸过的铁路中心。他在车站附近的一条板凳上睡了一夜，然后离开了这个被炸毁的城市去潼关，从那儿乘沙船渡过黄河，然后又坐上了同蒲线的火车北上。
火车慢慢沿着汾河东岸走进两行山脉之间的洼地。这是中国奇异的黄土高原的起点，从这儿起，褐赭色的山冈延绵数百英里不断，层层叠叠，好像巨大的人造台阶一样。
他一路经过许多下行的列车，车上挤满了逃避日军的难民。在每趟南下的列车上，难民都把车厢挤得满满的，有的冒险坐在车厢顶上，有的乱挤在机车上，有的站在脚踏板上和两节车厢中间的挂钩上。他们一声不响，面容枯槁得像两旁的田地一样，他们甚至疲惫得不能举目去看那些像乌云一样从他们头上飞过的成千上万的野鸭。
日间，列车在沿途的车站停了好几次，站上有小贩卖热小米粥、面条、茶水、炸兔肉、大饼、馒头、煮鸡蛋。两天以后，他们到达临汾，却发觉他们必须往回走。
他们进站的时候，临汾站台上挤满了携带着全部家当的老百姓，以及四肢和头部缠着沾满尘土、血渍斑斑的绷带的伤员。日军离城不远了，正在迅速推进，居民正在撤退。在遍布全城的混乱状态中，白求恩到处寻找当地共产党部队的司令部。但是由于日军的推进，司令部已转移——没有人知道移到哪儿去了。他发觉现在只有向南开行的列车，车上都载满了难民。
下午四点钟，第一批日本轰炸机出现了。那时白求恩正在车站上，在许多装着骡子、大米和军火的货车中间。他和好几百撤退的人们躲在沙地上的壕沟里，一直等到轰炸停止。几小时以后，眼看这个城市就要陷落了，再往前走显然又不可能找到交通工具，他无可奈何地同意搭最后一趟火车，再由原路折回潼关。
他先把行李搬上了一节棚车，车上载着一包包的大米，几乎堆到了车顶，然后自己爬了进去，车一开他就睡着了。晚上三点钟他醒过来，才发觉他坐的那节车已经在离临汾二十五英里，名叫高显的地方被甩下来了，把他困在那儿，而日军却正从临汾沿着铁路向那儿推进。
在这居民撤退一空的小城里，他侥幸碰见了一位八路军军官，李少校。李少校把那节没有人管的棚车查看了一番，认为车上的大米太贵重了，不能留给日军。他组织了一队自告奋勇的农民，把这些大米运出这敌军逼近的城镇，随后就镇静地对白求恩说，他能用骡车把他送到延安。白求恩在日记里记下了以后的旅程。
2月28日：事情就这样简单。到延安去，我们得往西走三百英里。徒步和坐骡车！得过河入陕西。到了陕西境内还得过两条大河。（当然是没有桥！）前面还有丛山。可是对于八路军的战士们，这一切都好像是平淡无奇的。
在准备工作没有完成以前，我在这座空城里逛了一阵，在街上用一元四角钱买了四分之一只小猪做食品。不分昼夜，一二十个一批的伤员陆续从前线退下来。城里已经可以很清楚地听见敌人的炮声。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四部 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3）
我们跟着一个四十二辆大车的运输队离开了高显，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每辆车由三头骡子拉着。天气很晴朗。我走在运输队前面，呼吸着凉爽干燥的空气。沿途有许多城镇，但是由于日军迫近的消息，居民把城门都关上了，我们只好在野外绕过了城墙再走上大路。
我们第一次遇到敌人是在下午，离开高显只有四个小时。我正在第一辆大车旁走着，忽然看见离我们左边两英里的地方有两架轰炸机向南飞行。它们立刻发现了我们。四十二辆大车从前到后有四分之一英里多长，附近既没有高射炮，全省也找不出一架中国驱逐机。我们一定使他们垂涎三尺！我们好比一群鸟，坐在那儿等人打死，他们就果真下手来打我们。有一架在高空盘旋，另一架从我们头上掠过去，离地面不过五百英尺。我们的护送队里有五个大人和五个男孩，总共只有五支旧步枪。我和赶车的以及护送的人一起从车旁跑开，伏在地上，附近找不到一块石头、一棵树可以给我们一点遮掩。
当我们望着的时候，第一架轰炸机回来了，飞得低到我能够用一个棒球击中它。它向运输队前面投弹，但是没炸中，差着五十英尺的样子！它向最后面的车辆飞过去，又投下四颗炸弹，这次可见效了。这次我听见炸伤的人的喊叫。
我们一共有四个人受伤，还有十五头骡子炸死，十二头骡子炸伤。李少校立刻付现款给赶车的，赔偿所有炸死的骡子，每头赔一百块银洋。我发现这是八路军一贯的政策：从老百姓那儿无论取什么东西都要给钱。
我医治了受伤的人，我们把炸死的和炸伤的骡子从炸坏的大车上卸下来。我们现在只剩下二十辆车了，还不到出发时的一半。我们在满天阴云的黑夜里赶路，睡在大米包上，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震得骨头发疼。
3月1日：清早五点钟，我们又到了汾河岸上，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一家小客店。我们在硬邦邦的土炕上睡了四个小时，九点钟起来吃早点，吃的是酒酿，里面打了一个鸡蛋。
在我们对面远远的河岸上是绛州城。我们听说日军正在迅速地从临汾沿着铁路推进。我们现在成了后卫队的后卫了——我们和这些步行着的伤员！
我们渡河到绛州的时候，日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了一早晨。这儿河面有二百码宽，水很浑，有半人深，流得很急。
绛州在一座小山顶上。当我往山上走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法国式的天主教堂的两个尖塔。我奔向这个教堂。除了一些商人和乞丐以外，这座城整个空了。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只有这两等人没走——比较有钱的人和赤贫的人。这些有财产的人等候着日本人到来，心里不免有些害怕恐慌，但是他们的财产比害怕重要得多。他们宁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守着他们的财产，而不愿与他们的同胞一起争取自由。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教堂里我看到一座普通常见的教会住宅，里面住满了避难教徒的家属。教堂里有一个天主教传教士，一个荷兰神父和一个法国神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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