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随后聂将军就和这儿留下的政府官员接洽，要求他们合作来为这个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他建议这个政府应该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建立在战败日寇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目标之下。
于是在1937年12月29日成立了一个由五个人组成的代表委员会来筹建这样一个政府。这个委员会决定召集这个地区（山西、河北和察哈尔）所有的人民团体和部队开一个会议。这个著名的会议是1938年1月10日在阜平召开的。
在这儿，省政府及国民党的官员，中央军及八路军的军事首长，工人、群众组织、农会、妇女会和青年组织的代表，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大家坐在一起商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到会的一共有一百四十六名代表。这是一个真正民主的议会。以往总是由少数几个人来决定一千三百万人民的命运，现在一切由人民自己决定了。与会的那些群众组织一共代表着三百万人。
这个会议选出了一个九人行政委员会，负责治理这个命名为晋察冀的地区。这个行政委员会实际上是个内阁，包括教育、内政、农业、工业以及其他各部门的部长。委员会里有两个军事代表，聂将军和吕将军。聂将军被选为最高军事司令员，在九个委员之中，只有聂和吕是共产党员。
晋察冀的游击队和部队的武器是怎样来的呢？这场战争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中国人主要是以从日军那儿缴获来的武器和物资跟日军作战。我本人的装备就是一个例子。我的皮帽、战马和皮靴都是日军的。
现在要为十二万五千名到十七万五千名官兵——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军队、游击队和自卫队——提供武器、服装、粮食，以及医治伤病员。虽然如此，这里的行政费用恐怕是中国行政史上最低的。举例来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以前是山西省的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现在每月薪金只有二十元。战士和游击队员每人每月一元。聂将军是每月五元……而国民党官员的月薪是从二百五十元到二千元不等（还不包括他们贪污受贿的收入，这项收入仿佛已成为许多国民党官员生活里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晋察冀没有贪污受贿！
游击队员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穿上军服的劳动者。他平时是个农民，身体强壮结实，能吃苦耐劳，惯于在长时间里吃得很少或者甚至什么也不吃。他从小就在外面风吹日晒，所以天气冷热对他都是无所谓的。从那些还没有受到日本飞机、枪炮或刺刀蹂躏的村庄口口相传而来的消息，他知道了祖国所遭受的危难。人们告诉他，他怎样可以为祖国出力，同时把这场战争以及一切战争的起因都给他解释清楚，最后劝他和他的同胞联合起来。他于是加入一个群众组织，并且开始学习识字和写字。
他可以加入自卫队，领一支旧步枪或者一根粗陋的长矛，被派去巡查道路，守护桥梁，监视有汉奸嫌疑的人。
他若是加入了自卫队，就不能离开他住的地区。他甚至可以用一部分时间劳动。他也可以直接加入一个游击队，在队里受军事训练，领一套制服和武器。他对于制服的态度是和所有的游击队战士们一样的。命令他穿，他就穿上。命令他脱，他就脱下——这样，看上去就和普通的农民一样，可以混进敌人的防线。他的饷和正规军队的战士一样，虽然他的任务不同……
日军现在掌握着晋察冀四周的二十五个大小城市，但是游击队一直使得他们不能利用乡间的物资。
在晋察冀，人民通过学习了解他们的斗争对于全中国以及对于全世界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所有的群众组织大会上以及在游击队和八路军部队定期举行的大会上，都有人对于全面的战略加以说明。晋察冀现在是全中国最有决定性的战场。如果日军的力量在这里耗尽了，他们征服全中国的计划就无法实现。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四部 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8）
晋察冀的各种群众运动都是根据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组织起来的。因此，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在未进入一个地方以前，一定先请求当地政府及国民党和他们合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1927年以来就被国民党放弃了，在晋察冀它却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纲领的基础。“民权、民族、民生”三个主义现在真正实行起来了。封建制度正在被消灭。减低租税。扫除文盲。不没收任何人（除了给日军当傀儡的军阀和汉奸地主）的财产，也不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目前的口号，而是将来的口号。共产党主张必须首先击败敌人和消灭封建势力……
这时候日军决定了一个新的策略。他们成立了一个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分散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的部队。由于他们的正面进攻，以及他们所抄袭的游击队战术都一一失败了，他们现在开始对八路军在晋察冀的主要根据地五台山区进行全面包围。
晋察冀边区现在是与中国其他的地方隔绝了。但是在这儿，坚决抗日的火焰却在人民的心中燃烧，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民主的共国的远景，终于从帝国主义和国内腐朽的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新中国。这个地区就是未来中国的希望和雏形。
三十六
白求恩是6月初到晋察冀的，在他寄出的但永远没有到达外界的许多信件当中①，有一封这样写着：“现在我是在这个战争的中心的中心。现在我能真正体味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的奇异而崇高的精神了。”
①白求恩遗留的书信文件当中存有信件的副本。——原注
但是这种在日军防线之内，而同时又在解放区的新奇感觉不久就消失了。今天在前线与敌人发生接触，明天突袭一下又退到山里，从后方进行狙击，在敌人补给线附近像马蜂似的困扰，控制离开敌人前哨只有几英里的地区——这就是华北抗日战争的特色。这个特色使白求恩感到非常兴奋。他现在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来不及刮脸，因此他索性不刮脸了，留起胡子来。
在医疗队到达五台县以后的三个星期里，他把他的时间分配在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的三个军区后方医院里。
他巡视了这几个后方医院，检查其中的工作人员、治疗方法、设备、药品器材。到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他又制作医学图表，研究他的笔记，给聂司令员和延安写详细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汇集的调查材料使他得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八路军和游击队并没有真正的医院设备。各“后方医院”总共有三百五十张病床，但是这些病床并不是真正的病床，这些医院也不是真正的医院。这儿的情况比他在贺家川所见到的要好一些，但是在这儿伤员也是睡在铺着草的土炕上面。因为没有病员服，他们仍然穿着自己的那套肮脏的制服。工作人员虽然尽到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当中并没有受过相当训练的人员。这儿没有麻醉药——除了他自己带来的那些，没有正规的手术室，也没有一件外科手术所需要的器械。纱布绷带是用过了又洗，晾干了再用。缝伤口用的线是自己做的。药品大部分是本地自制的丸散膏丹，功效不可靠。探针是用铁丝做的。铁片代替了钳子和镊子。这儿也没有任何训练医生和护士的设备。
归根到底，能够用来照顾晋察冀的伤员的只有他所带来的药品，他自己的器械，他本人的技术，布朗大夫，五个本地训练出来的医生，以及那些服务热心但是没有什么训练的义务工作者。到了7月中，布朗的假期又满了，他不得不离开这里。
白求恩（左），贺龙（中），布朗（右）。
分别的时候两个人都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曾在一起爬山越岭，在同一个炕上取暖，在设备简陋的手术室里并肩工作。布朗动身回汉口教会去以前，他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在药品器材方面帮助白求恩。
布朗走了以后，聂司令员派来了一个曾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中国县长，给白求恩当翻译。他的名字是董越千。他是一个矮胖的、好性情的年轻人，脸上常带笑容，天生有一个外交家的圆通。他的英语很别致，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知识非常渊博，不久他对于白求恩就非常钦佩了。还没到一个星期，白求恩就把他叫做“我的化身”。
布朗离开后的第二天，白求恩通过延安给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拍了一封求援的急电：
过去一个月在日军后方晋察冀军区和游击队一起工作。平均每天十次手术。迫切需要款项及药品器材。目前大城市中尚能买到医药器材。请即电汇毛泽东一千美元。
他写信给延安的马大夫——这是他现在与外界的主要联系，请他把他留在那里的爱克斯光设备送来，同时问他你想纽约方面收得到电报吗？你或许应该把这些电报转给孙夫人。她可能有点办法。我需要帮助。布朗走了，我要想念他的。他是个非常好的医生，和他谈话也非常有趣。
一个美联社的记者，名字叫赫尔多·汉森，刚从北平来到这里。他就要南下去采访朱德。我告诉他我们工作的情况，以及我们如何需要药品器材。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这整个地区的文章，已经交给汉森，托他到汉口后给我寄出。
聂给我派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姓董，他的英语相当别致，我少不了他。我已经学会了一点汉语。我从来也没学会过一种外语，可是这次仿佛一见汉语就有缘似的！你能给我寄一本汉语字典和一些报章杂志吗？
三个月来从没有读过什么报章杂志（不论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