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好题目，文章很难做。轻了，不足以发生作用；重了，太后未必乐意，端王也会跟咱们结怨家。这得好好商量。”
于是置酒消寒，密密斟酌停当，第二天一早上朝，荣禄特意不到军机处，也不邀其他总理大臣，由庆王递牌子，抢头一起见着了慈禧太后。
两宫同御，平时不大容易说话。而这天的话却正要当着后帝在一起的时候说。庆王将电文抄件呈上御案以后，不等慈禧太后开口，抢先说道：“上海的绅商士民，全是误会。宫中上慈下孝，立大阿哥的本意，在上谕中亦已经说得很明白。南边路远，难免有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不过这个电报的本意是怕洋人调兵干预，并没有其他情节。奴才两个觉得不理他们最好。”
“不理，”慈禧太后问道，“不闹得更厉害了吗？”
“只要皇上照常侍奉皇太后视朝，大家知道误听了谣言，当然不会再闹。要再闹，就是别有用心。莫非朝廷真的拿他们没奈何了？”
这话说得很中肯，慈禧太后对民气的“沸腾”，不足为虑。可是，“洋人呢？”她问，“不说要调兵来吗？”
听得这一说，庆王和荣禄都格外加了几分小心。他们俩昨天反复推敲的结果，便是决定引慈禧太后发此一问，然后抓住这个题目，一步一步去发挥。
“他们也不过听闻而已。道听途说，也信不了那么多！”
第四章装聋作哑（2）
庆王越是不在乎，慈禧太后越关心。因为过去几次外患，都因为起初掉以轻心，方始酿成巨祸，“‘微风起于萍末’，”她说了一句成语作引子，接下来用告诫的语气说，“若说洋人从他们国内调兵来，那是胡说，包里归堆才两三天的工夫，要调兵也没有那么快。那班人更不能那么快就有消息。也许是南边的洋兵往北调，这可是万万不能大意的事！”
“这……”庆王答说，“得问荣禄，奴才对军务不在行，不敢妄奏。”
“那么，荣禄你看呢？”
“奴才正留意着呢！”荣禄答说，“上海倒是有几条外国兵船往北开。不过，游弋操练，也是常有的事。奴才只看它船多不多，是不是几国合齐了来？如果不是，就不要紧！”
“到底是不是呢？先不弄清楚，等看明白情势不妙，那时再想办法可就晚了。”
“是！”荣禄故意沉吟了一下，“不过，回老佛爷的话，预先想法子也很难。洋人拿立大阿哥就是皇上要退位作藉口，咱们又不能给人画把刀，说皇上一定不会退位。若是有个法子，让洋人知道，深宫上慈下孝，谁也挑拨离间不了，也许倒死了心了。可是，这也不能明说，一落痕迹，反为不妙！”
“不落痕迹呢？可有什么法子？”
“是！”
在这荣禄有意沉默之际，庆王突然开口：“奴才倒有个法子！皇太后慈恩，那天交代，皇上明年三旬万寿，应举庆典。听说军机处怕事无前例，容易引起误会，奏请暂缓颁旨。如今正不妨仍旧颁懿旨；想来皇上孝顺，一定谦辞。这么一道懿旨，一道上谕，先后明发，不就看出来上慈下孝了吗？”
“是吗？”慈禧不以为然，“这么做法，一望而知想遮人耳目。”
“那，那就真个举行庆典。”
“不！”一直不曾开口的皇帝，似乎忍不住了，“皇太后有这个恩典，我也不敢当，不必举行一切典礼，连升殿的礼仪也可以免。”
“典礼可免，开恩科似不宜免。”荣禄急转直下地说，“奴才斗胆请旨，明年皇上三旬万寿，特开庆榜。庆典虽不举行，‘花衣’仍旧要穿。”
对于荣禄所提出来的这个结论，慈禧太后入耳便知道其中的作用。皇帝的整生日，如果要举行庆典，当然就少不了开恩科，尤其此时而行此举，名为“嘉惠士林”，实在是收买民心，安抚清议的上策。
不过，新君登基，照例亦须加开恩科；如果皇帝三旬寿辰，其他庆典皆废，独开庆榜，亦容易为人误会，是一种明为祝嘏，暗实贺新的移花接木手法。若有一道庆寿穿花衣的上谕，便可消除了这一层可能会发生的误会。
所谓“花衣”是蟒袍补服，国有大庆，前三后四穿七天蟒袍，名为“花衣期”。在此期内，照例不准奏报凶闻，如大员病故、请旨正法之类。慈禧太后心想，这一庆贺的举动，惠而不实，而有此一诏，至少可以让天下臣民知道，在明年六月廿六皇帝生日之前，决不会被废。这一来起码有半年的耳根清静，到下半年看情形再说，是可进可退很稳当的做法。因而欣然同意，决定在十二月廿八、廿九两天，交代军机照办。
廿八那天，是钦奉懿旨：皇帝三旬万寿，应行典礼，各衙门查例具奏。到了廿九那天，皇帝亲口指示：明年三旬寿辰，一切典礼都不必举行。当然也就不必查例了。刚毅心想，话是两个人说，意思是慈禧太后一个人的。既有前一天的懿旨，何以又假皇帝之口，出尔反尔。正在琢磨之时，慈禧太后开口了。
“皇帝明年三十岁整生日，不愿铺张。不过恩科仍旧要开。庚子本来有正科乡试，改到后年举行。辛丑正科会试，改到壬寅年举行。”
“是！”领枢的礼王世铎答应着。
“还有！皇帝明年生日前后，仍旧穿花衣七天。”
“是！”
“还有，各省督抚、将军，明年不准奏请进京祝寿。”慈禧太后又说，“这四道旨意，都算是皇帝的上谕。”
等退了下来，刚毅将倚为心腹的赵舒翘邀到僻处，悄悄说道：“事情好奇怪啊！太后一桩一桩交代，连正科改恩科、恩科往后推，都想得周周全全，这是胸有成竹啊！谁给出的主意呢？”
“是的，必是先有人替太后筹划妥当了。我还听说，上海电报局总办有个电报给庆王，请为代奏，皇上千万不可退位。此事千真万确！”
“那，怎么不拿电报出来大家看呢？你去问，”刚毅推一推赵舒翘，“你兼着总署的差使，这样的大事，老庆怎么可以不告诉同官？”
“好！我去请教庆王。”
一去摸个空，庆王到端王府商量紧要公事去了。
第四章白莲教
这天端王宴客。陪客都比主客显赫，而且早都到了。在书房中闲聊，话题集中在主客——卸任山东巡抚毓贤与他在山东的作为上面。
毓贤字佐臣，是个汉军旗人，籍隶内务府正黄旗。监生出身，捐了个知府到山东候补，署理过曹州府。曹州民风强悍，一向多盗。而毓贤即以“会捉强盗”出名。府衙照墙下十二架“站笼”，几乎没有空的时候。可是曹州百姓知道，在站笼中奄奄一息的“强盗”，十之八九是安分良民。无奈上宪都以为毓贤是清官，也是能员，像这样的官儿，平时总不免狠些。所以尽管怨声载道，而毓贤却是由署理而实授、升臬台、署藩司，官符如火，十年之间，做到署理江宁将军。
甲午战争以后，民教相仇，愈演愈烈，尤其是山东，“教案”闹得最凶。事实上杀“教民”的亦可以说是教民，正邪不同而已。河北、山东一带，白莲教亘千余年而不绝，大致治世则隐，乱世则显。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教民王伦，以治病练拳号召徒党起事，由此演变为三省教匪之役，自嘉庆元年大举会剿，至九年九月班师，而余党仍在，到嘉庆十八年复有喋血宫门的“林清之变”，山东、河南都有教匪作乱响应，虽然只两个月的工夫，就已平压下去，可是邪教始终在贪官酷吏横行之处，暗暗传布，俟机而发。凡是信“西教”的，因为门户之见，权利之争，更如水火不相容。所以白莲教余孽最多的地方，亦就是“教案”迭起，最难调停的地方。
白莲教的支派极多，有一小股名为“大刀会”，光绪廿三年十月里，在山东杀了两个德国传教士。德国提出交涉，要求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继任的就是毓贤。谁知毓贤的袒护教匪，更甚于李秉衡，于是而有山东平原朱红灯之乱。
朱红灯这一派称为“义和会”，起源于白莲教所衍化的八卦教。八卦教分为八派，其中势力最大的两派是“乾字拳”与“坎字拳”，林清即属于坎字拳。乾字拳为离卦教的余孽，离为火，所以衣饰尚红。朱红灯这个名字，一望而知属于离卦教，为了遮官府的耳目，改了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义和会”，又称“义和拳”。
当朱红灯在光绪二十五年秋天闹事时，廷议分为两派：一派主抚，一派主剿。主抚的认为仇教即是义民，理当慰抚；主剿的则认为此辈是乾嘉年间，屡见于上谕的“教匪”。聚众作乱，扰害地方，应该切实剿治——荣禄与袁世凯都是如此看法，兵权在握，不理载漪、徐桐、刚毅之流的主张，由袁世凯派总兵姜桂题，带领武卫右军一万一千人，进驻山东与河北交界的德州。不久，由袁世凯的堂兄候补知府袁世敦进兵平原，将朱红灯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无奈义和拳中颇有高人，见此光景，赶紧打出一面旗子，四个大字：“扶清灭洋”。于是毓贤庇护拳匪更觉师出有名。为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准许使用“毓”字黄旗，俨然是他的嫡系部队了。
这一来持平办理教案的平原知县蒋楷，与剿匪有功的袁世敦，必然要倒霉。朝廷听信了毓贤的片面之词，下了一道上谕：“蒋楷办事谬妄，几酿大祸，即行革职，永不录用。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了解真相的，都为蒋楷、袁世敦不平。但没有人敢出头替他们伸冤。
反是旁观的洋人，觉得有说公道话的必要。当然，民教相仇，烧教堂、杀教民。在华传教的洋人，惴惴自危，亦不能不请他们的公使保护。于是，由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为头，约集各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