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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生，山西省新绛县人。1982年7月山西师范大学毕业。历任《火花》杂志副主编、创作研究室副主任、专职作家、副主席等职。山西省政协第八届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山西省委第七、八届副主委，民盟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副主席。现任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人口文化协会理事等。
多年来发表各类文学作品500余万字。长篇7部、结集3部、文集6卷，主要作品有《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先后数十次获奖，主要作品均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7次获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10月长篇小说《抉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全国先进工作者、人民作家、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民盟先进个人等各种奖励和荣誉称号。
第四部分转型时代的科学家与文学家（1）
陶东风
一、形势分析与论题的意义
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相互藐视与对立似乎早就存在。尼采就曾经十分瞧不起科学家，他区别了科学家与哲学家，认为将哲学还原为科学将导致哲学的终结。但由于科学的威望日益上升，所以存在着哲学家将放弃其崇高目的而变得专家化的危险。他蔑称科学只是一面镜子、测量仪与反照仪；而科学家则常常讽刺文学家好空想不务实，夸夸其谈。
在当代中国，这个差异与对立依然存在并表现得特别明显。文学家与科学家对于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对中国的现代化所持的态度，他们“审时度势”的角度、出发点、着眼点都存在巨大差别，他们的价值判断、文化立场明显不同。
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当今知识界和文化界出现了学科整合的趋势：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整合、自然学科与人文—社会的整合，这种整合的前提是人们认识到不同的学科是存在差异的，而整合的必要性则体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不同的学科都存在自己的洞见与盲点，都不能单独对于社会发展做出完美全面的解释。其次，在今天这个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日益相互渗透的时代、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一个知识经济文化经济的时代，文学艺术已经不是高高的悬浮在空中的意识形态，而技术也不是实验室中少数人的智力活动。文学艺术、审美活动与科技的边界在弥合（比如好莱坞大片既是艺术也技术），它们在日常生活这个核心环节走到一起了（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既是高科技产品也是艺术品）。可见，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不总是不相干的。在当今社会，整个经济越来越文化化，而文化则经济化。第三产业、文化产业日益兴盛，而审美时尚等人文方面的因素则成为产业的内在构成因素，现在还有所谓的“美丽产业”（美容塑身，选美活动等）。
所以，认真仔细研究文艺与科技、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文学家和科学家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二、科学家与文学家在思维方式与价值立场上的差异
1。科学家务实、文学家务虚
尽管存在例外的现象，但是总体而言，科学家与文学家在个性、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举其要者言之，科学家务实而文学家务虚；科学家重理性而文学家重感性；科学家更多考虑可行性（是否行得通）而文学家更加执着“合理性”（是否合乎自己的理想），经济学家更多忠实于对象的客观性（他的研究可能从动机上说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但是一旦进入研究过程则必须尊重对象自身的客观属性，而文学家更喜欢“我向思维”（或“自我中心”）等等。
务实和务虚的不同决定了在对待社会转型时，科学家更注物质层面的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而文学家则更关心社会转型在人的精神、心灵上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由此导致两者在分析与评价社会转型时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对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精神道德的提升两者何者重、何者轻、何者优先、何者居后方面，科学家与文学家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技术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物质生活的富裕，科学家看到的更多是好处，而文学家看到的可能更多是负面效应。科学家可能觉得技术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在文学家看来，它同时破坏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破坏了诗意，破坏了淳朴的人际关系。现代的作家艺术家常常有强烈的怀旧感，对现代文明充满怀疑乃至敌意。比如李杭育的《沙灶遗风》、《最后一个渔老儿》，还有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
2。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科学家与文学家在对工具理性的看法上也存在重大差异。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在宗教被祛魅以后产生的一种建立在精确的计算之上的效率—实用理性，而价值理性则是非实用的、非效率化的人的精神价值信仰。在一个宗教本位或伦理本位传统深厚的社会中，想要实现现代化似乎必须经过工具理性化的阶段（尽管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把原先的神圣价值加以摧毁、限制或划定其范围，使社会活动的领域，尤其是经济、器物、物质方面的活动脱离价值理性的限制；但是文学家可能会出来唱反调：工具理性化把人当机器看待与使用，剥夺了个体的精神特殊性与精神自由，使人成为非人。对之的批判一直是并仍然是当今中西方人文学者的主导立场。
在科学家看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当然应是一个高度工具理性化的社会。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人治的伦理传统社会中，最缺乏的就是工具理性。我国的现实是，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伦理、效率意识、科学理性大大不足，市场成分大大不足，因此，必须大力倡导现代经济意识与经济模式，甚至为此而付出相当的代价，甚至经历某种“商品崇拜”的阶段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文学艺术家、人文学者看来，人类在这个科技理性霸权的时代已被大大异化，从而失去了人的自由本性。他们更关注终极价值，关注对存在的追问，关注生活的深度、情感的深度、思维的深度，他们执著地寻找人类生存的“诗意”。面对物质极大丰富而精神极度失落的现实，他们大声疾呼：道德沦丧了，人文精神失落了。
三、造成差异的原因
首先，审美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家不能像科学家那样去审视社会反映社会。常言道：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一个精通用自然科学的方式分析社会现实的作家未必能写出有审美意味的文学精品，一部把社会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作品只能说有社会学的意义，而很难说有美学的意义。在一般情况下读者不是要到小说中去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因为这样，中外古今那些真正有艺术韵味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挽歌式的，也就是说，常常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相悖。《长恨歌》是如此，《红楼梦》是如此，托尔斯泰是如此，福克纳也是如此（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像他的作品还有如此艺术力量）。可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除了未来主义对于现代文明持歌颂态度，其余差不多全是反现代文明的；西方现代派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否定的立场。文学艺术中的反现代化思潮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其次，这还与他们各自的社会定位和人们对他们的角色期许密切相关。科学家要解决当前物质生活问题，他们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速度，其自我定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工程师”或“设计师”，人们对他们的期许也是尽可能地解决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文学家、艺术家则不同，文学艺术要解决人类的精神需求问题，人类当然必须首先活着，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还有文化的、精神的、文学艺术的需求。这些需求也是人类的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由此，文学家的自我定位就不同于科学家。他们有的取精神牧师的定位，有的取社会批判者的定位，有的取历史代言人的定位。
最后，这种不同还在于文学家与经济学家各自的知识谱系不同。由于训练，由于教育，由于约定俗成的社会习俗，他们观察世界的思维范式不同，因而他们对同一社会现实可能做出相当不同的判断。换句话说，他们可能关注的是同一社会现实中的不同层次或不同侧面。
第四部分转型时代的科学家与文学家（2）
四、从对立到互补
1。文学家的边缘立场的意义
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审视角度和评价尺度本来就不应当与科学家相同。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又必然造成这样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