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虽然尚不完全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但肯定其启示作用应当说不是杞人忧天。
当然，我们重提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人文知识的不可或缺的意义，并不是要让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重新借助政治的或其他外在的力量再次登上中心的宝座。我们只是要让人文知识赢得自己独立的和应有的地位，并发挥自己应有的独立作用。历史已经表明，人文知识昨日的意识形态化、人文知识分子昨日的政治化，使之在获得中心地位的同时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实用性与意识形态依附性，难以在独立而超越的立场上阐释自己领域的问题。这样，实际上它本应获得的地盘与本应建立的话语都没有能够坚守。正因如此，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今日的冷寂与昨日的显赫都是不正常的。也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人文科学一直没有真正建立，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规则与精神品格也是如此。这样，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就显得更为必要。我们看到，真正的人文价值的贫乏，已经造成转型期价值观念的严重混乱。这表明一个令人吃惊的悖论：在道德伦理讲了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在党纪国法强调了半个世纪的现代中国，实际上十分缺乏真正有制约力量与震慑力量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深切而执著的精神追求。在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独霸知识界几千年的国度，却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人文传统。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更提醒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告别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昔日“辉煌”，告别以依附为代价的中心梦；而另一方面，也要让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获得自己独立而有限度的一席之地，以便与其他知识类型形成良性的互补与制衡关系。这种关系将对新的霸权主义——以某种单一知识为基础的霸权主义——产生积极的防范作用。
一个只重视科技理性或只重视人文精神的社会均不是理想的社会，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两者应该达成两性的互补与对话。
1959年生于浙江省温岭县。1982年大学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童庆炳教授攻读文艺学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职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文化研究》丛刊主编。主要从事文艺学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已经出版的相关专著有：《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文学史哲学》、《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后殖民主义》、《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破镜与碎影》、《从美学到文化——陶东风学术自选集》、《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陶东风自选集》、《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等，主编文集《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发表论文约100余篇；学术随笔及时评60余篇。
第四部分科学与人文共同的使命（1）
——建设和谐发展的美好世界
管华诗
众所周知，中国的知识精英历来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那就是不断探索拯救社会、促进发展的良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知识精英们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的秩序（或者说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是治理和统治的问题。因此，以儒家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人文知识体系由于对社会的规范和统治更为有利而得到了特别的重视，也在历史的框架内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知识占据了巨大的篇幅。而相形之下，科学这个“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却在以农业和政治为核心的社会导向之下，呈现实用化、技术化、经验化、工匠化、神秘化的特点。尽管古代中国科技贡献不少——如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航海术和中医药理论等许多都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中国没有形成近代科学所必备的理论系统的建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形而上的逻辑思维方式。儒家文化和以这种文化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绵延。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滞后，既抑制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也阻碍了精神文明的开化。这种不平衡从根本上造成了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近代迅速落后于西方的后果。
当古老的帝国被迫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从过去重点关心社会秩序转而更加关注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繁荣（换言之，就是更加关注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经济同国家安全、民族尊严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认识到了物质和经济的重要基础作用。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迅速凸现出来。重视科学的思想观念从少数精英逐渐蔓延至整个社会。“科学救国”乃至“科教兴国”的提出正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和呼唤。
在重视科学的思想观念推动之下，中国用短短百年的时间迅速引进、嫁接了西方科学体系，并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较为完备的体系。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出大量科技人才，形成了自己的科技队伍。自力更生地创造出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器等辉煌成就，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也在科技发展的促动之下相应提高。与此同时，世界科技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以数字网络、软件和多媒体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正在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剧烈的变革。科学技术进入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创新密集时代。而近几十年来，人文知识在世界范围内都相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中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一段时间长期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给科技工作者以思维冲浪般的兴奋和挑战，对全世界青年俊才构成强大的吸引力。相比之下，现代人文知识体系的发展与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产生严重不平衡，也就不足为奇了。科学、技术、市场一片莺歌燕舞，社会财富激增，大部分人的生活质量迅速提高。这是科学的贡献。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人类为社会的快速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文化的冲突，信仰的缺失，战争、饥饿和贫穷的存在，资源的掠夺性使用，环境的破坏，极端（恐怖）主义的暴行，功利主义的盛行乃至科学技术自身的伦理问题和腐败现象也凸现出来，甚至愈演愈烈——人类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发展危机！人类急需要解决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急需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急需规范自身的行为，急需明确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急需找到主客体和谐发展的新的法则。以上种种，正是人文缺失的显著征兆。于是，科学与人文相互通融、协调发展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科学和人文，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两条并行不悖的主脉。科学一词来源于西方，内涵十分丰富，这里取“反映客观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之意（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由此定义可见，科学的旨趣是探究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类比古老的中国哲思就是求证“天道”。人文一词最早见之于《易•；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指诗书礼乐及其教化。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都包含着“人”和“文”两重含义，即包含着“理想的人性”和“文化的教化”两方面的内涵。很显然这是一个表达个体理想的人性及其培养、群体和谐发展的要求及其形成，以及与之相应的学科知识体系的词汇。类比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人文所追求的当属“人道”的范畴。从理论上讲，科学强调逻辑和理性，帮助人们摆脱愚昧、认识真理，提供知识和方法，增强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物质财富的增加，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因此，科学更具有刚性，更能解答或解决实际问题；人文强调和谐和感情，关心人的精神世界，引导人们追求善和美，赋予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科学活动本身以意义和价值的导向。因此，人文更具有柔韧性、渗透性、包容性和导向性。如果科学有人文相辅，就可以更加明确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明确正确的发展方向，在创新思维上有所启迪；如果人文有科学支撑，就可以更加严谨和厚重，避免模糊和玄虚，在研究、创作、知识的传授和考察方法上有所借鉴。科学与人文相互融合，即在此层面上实现“天人合一”，可以刚柔相济，相互借鉴，相辅相成，有利于彼此的健康发展，并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理论上是如此，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前面我们分析了片面重视发展人文或片面强调科技的社会后果。历史上也有人文与科学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正面经验。世界上有许多大学者集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乃至诗人于一身，许多顶级的科学家与文学艺术家都能相互理解，结为知音。爱因斯坦还说过：“情感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不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努力和创造外表上是多么高超。”这些都进一步说明，科学与人文在本质上的相通，两者的融通有利于互补，有利于人的境界的提升。
今天，人类正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重大课题，集中体现在：人口、资源、环境，还有质量。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或者人文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