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文坛面前。西方崭新的创作方式和新锐的文学流派令中国作家耳目一新，让他们在了解了世界的同时，也了解了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由此便引发了创作界前所未有的革命和空前的繁荣，以王蒙先生的《春之声》、《夜的眼》等作品为先导，一批以现代意识和现代手法创作的小说应运而生，使新时期文坛充满勃勃生机。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时文坛那些最具探索性和先锋性的作品，竟有很多是出自女作家之手。她们似乎总是能以天然的悟性，最先体会到那种全新的感觉方式和描述方法，并能毫无拘束自然天成地将这种方式运用到她们自己的写作中。
这其中自然有性别的因素，长期以来社会对女性的压抑，无形中形成了这个群体的依附心理。因此她们很少有自己明确的思想，因之也就很少限制和框框，不像男性那样习惯于“惟我独尊”，本能地排斥那些有悖于自我和传统的新观念。而女人不具有这种顽固的排他性，所以她们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也更容易将这些新思想融化于自己的观念之中。于是女作家们很快便认同并学会用全新的理念去看待世界、解释世界和描述世界了，并由此开始了一场完全前卫意义上的文学的革命。
女作家的先锋性也和她们长期受压抑的心理有关。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变革愿望，自然使她们本能地与那些充满了颠覆性的和叛逆性的文学思潮产生共鸣。于是她们很容易地就将那些反叛的呓语式的甚至玩世不恭充满仇恨的方式，当做了她们宣泄内心、张扬个性的武器。在她们的作品中，不仅描述了“文革”后失去信仰的一代“嬉皮士”们生存的困惑，也异常深刻地暗示了人类生存的极端困境。尽管一些女作家的作品将其视野局限在一己的体验中，但她们所讲述的虽然是个体的故事，但也是精神的故事，人性的故事，也像我们今天的许多论题一样，以人为本，充满了人文关怀。这成为整个新时期文学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是极为杰出的部分。
我们每一个创造者都将被局限。我们永远也不会拥有那种真正全知全能的视角，自然也就不会拥有那种人类性的高度。所以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哲学都是偏颇的，就像我们思维的各自不同的方式。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我们只是个体。所以我们不能左右谁，更不能指望主宰谁。因为我们的思维只属于我们自己，自己的深度和真实，以及自己所提升出来的智能和灵性。
总之，在人本的这个话题下，女作家们的追求是极富创造力的。她们不仅常领风气之先，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男性作家。她们如今活动在文坛的各个角落，以她们个体的感觉和对生命的悟性，不断地走向创作的完美与和谐。
满族，1954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任天津市文联创作室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人大代表，天津市文学创作高评委委员，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15部，中短篇小说集5部，散文随笔集13部，《赵玫文集》4部，电视剧本80余集，计600余万字。曾获第四、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3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1994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1998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天津市首届青年作家创作奖。
第五部分作家的社会责任心（1）
唐浩明
在我受教育的时代，经常可以听到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句话，近些年来很少听说了。这明明是一句很不错的话，为什么大家都不提了呢？我有点纳闷不解。
撑起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一为科学，一为人文。科学探索的对象是“上帝”的创造，人文探索的对象则是人和人类社会自身。科学能给人类带来财富，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财富，终归是要靠人来享受，靠人类社会来支配的。人性有种种缺陷，人类社会有诸多弊端，对于缺陷过多的人、弊端过重的社会来说，科学所创造的财富，也有可能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说不定伴随而来的将是灾难。
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好的人格，人该怎样做才能拥有最好的人格？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人类该怎样努力才能构造最好的社会？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一直是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哲人所思考探求的最大问题。在中国古代，人们推崇圣贤，将圣贤的人格作为大众的最高人格标准；又提出“天下为公”的理念，认为一切资源都为共有、无私财私产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在悬出最高人格标准即圣贤人格的同时，也认同与肯定许多人性的美德，如仁爱、善良、宽厚、包容、诚实、谦虚、坚毅、勇敢、进取、勤劳、俭朴、信义、克己等等；在标榜“天下为公”的最高理念的同时，也认可和制订许多社会公则，如中庸、和谐、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尊老、护幼、礼贤、除暴、安良、爱国、敬祖、孝亲、天人合一等等。所有这些，汇合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世代相传，教育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左右他们的思维方式，规范他们的行为准则，确立他们的价值取舍，一句话，铸造了他们的心灵魂魄。这种人文精神通过各种方式予以传播，其中最主要的媒体便是书籍。在这些书籍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诗三百首》，从《昭明文选》到《古文观止》，从战国寓言到《聊斋志异》，从说三分到《三国演义》，从唐传奇到《红楼梦》，这些文学作品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至为深远，对中华灵魂的铸造功德无量。这些文学作品，全出于有名或无名的作家之手。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但这些年不说这话了，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应当把作家抬到如此高的位置上，作家也是普通百姓，不能享受这种特殊的美誉。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文学作品满天飞，文学刊物遍地见，长篇小说一年出版上百部，拥有“作家”头衔者无以数计，现实是残酷的。接踵的现象，是文学作品读者寥寥；绝大多数文学刊物连个编辑部都养不活；长篇小说通常只印三五千册，而这其中尚有几成将注定压在仓库里，等待着去化浆；作家被人轻视，任何部门发出的调查表中前十项职业中，都没有“写作”一职的份儿。这个现象，难道还不值得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深思吗？
其实，社会给作家“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固然是给作家很高的地位，但更重要的，它也带给作家不寻常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年来，文学水准的普遍降低，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作家社会责任心的淡漠甚至缺失，应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书写诚然是个人的事，但一旦作为作品公开发表出版，便不再属于个人，而成为社会的公物；作为公物，则必须遵守公共规则，承担公共责任。所以，社会责任心应该是作家的天职。古今中外，凡被历史铭记的作家，都是具有自觉而强烈社会责任心的人。《诗经》的“移风易俗”，屈原的“上下求索”，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杜甫的“致君尧舜上”，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说的都是社会责任心。他们那些不朽的作品，都是这种社会责任心的产物。
说作家的社会责任心，并非说作家都要去写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作品。作家的社会责任心，其实是作家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作家所创作的各类题材各种篇幅的作品中，都会体现出他的这种素质。就拿言情这类作品来说，似乎可以率性而为，与社会责任心隔得较远。实际上，它更能反映出作家社会责任心的强弱。中国古代优秀的言情作品，皆是作家们极具社会责任心的精心之作。《红楼梦》这样的千古绝唱且不说了，即便是一部短短的《浮生六记》，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很庄重的。作者写的是与亡妻生前的两情相悦，但却略去俗欲而着重于彼此的心灵交融，并将它细腻地开掘，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人类所共通的心思情性和男女相爱的真谛。我们现时流行的以男女之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这种优良传统大为相反，它们津津乐道的不是情而是欲。许许多多的言情小说恶俗不堪，更有人公开提倡肢体写作、胸口写作。他们所迷恋的新创作，读者却斥之为挂羊头卖狗肉的伪文学。分析伪文学泛滥成灾的原因，主要是这班舞文弄墨者社会责任心的缺失。他们不明白，这些文字，只能写在私人日记中，或者是封存于法庭档案内，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打着文学的旗号公开发表的。那些所谓的小说，一旦公之于世，便是对公众社会人文精神的亵渎，是不道德的行为。
作家的社会责任心，首先便是出自这种对于公共社会的尊重，对人类社会的关心爱心。凡是受爱戴的作家，都是他先爱别人。人类社会的点点滴滴，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世乱民危时，他“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世道安定时，他“白日放歌须纵酒”。作家的心与读者的心系在一起，他的作品自然就表达了读者的需求，受读者的欢迎。现在有不少作品，对社会漠不关心，纯粹是个人的自恋，孤芳自赏，顾影自怜。既然写的是你个人，或是小圈子的喜怒哀乐，而你的这些情感又不能引起大众的共鸣，那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来跟你一道消受呢？大家不读你的文章不买你的书，岂不顺理成章吗？
作家的社会责任心，还源于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珍重和爱惜。文学创作历来都被视为神圣的事业，“呕心沥血”，“精益求精”，“数易寒暑”，“清贫冷寂”，这些字眼，过去常见之于对作家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