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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宦官专权后，除了以暴发户的贪残肆意掠夺外，他们还广树党羽，安插亲信，正常的选官和升迁被破坏了。子弟为官，拿钱买官，人情送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读书人拿不出巨款行贿宦官，就进身无门，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显得同样的渺茫与凋蔽，这就成了他们反抗宦官势力的原动力。
对于无权无势的太学生来说，他们的武器就是口诛笔伐，依靠舆论抨击时弊，褒贬人物。宦官也不示弱——你说我是小人，我也不承认你是君子。孔子不是说“君子群而不党”吗？那你们就是“党人”。双方攻评，营垒分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宦官们有桓帝撑腰，作恶如故，横行无忌。大将皇甫规平定羌人论功当封，宦官徐磺乘机勒索贿赂，遭到断然拒绝。宦官便诬陷他不是打败羌人，而是拿钱让羌人投降，假冒军功，下狱论罪。皇甫规理直气壮：“说我拿钱诱羌人投降，如用私钱，我家中哪有那么多钱？如用公款，帐簿上哪一笔钱花在什么地方，就请查去！”结果查无实据，一些大臣和太学生就跑到宫门前喊冤示威，闹得汉桓帝很不高兴。
公元159年，一向敢与宦官硬斗的司隶校尉李膺转仕河南尹。一个叫羊元群的郡守回到家乡，李膺发现他贪赃尤甚，不但携回大批金银财宝，甚至连郡府厕所的花窗都被他卸下带回。李膺上书朝廷，认为应该对他严加制裁。谁知此人向宫中宦官行贿，不但安然无事，李膺反以诬陷之罪被革职判刑。由于陈蕃等大臣的营救，李膺好不容易才官复原职，但此人耿直的脾气不改，不久又依法处决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和宦官死党张成的儿子。原来，张成从朝中得知皇帝要颁布大赦令，就教唆儿子趁机杀人，然后扬长而去。没想到李膺不管那一套，不顾一切地处死了犯人。于是，宦官们看准了机会，侯览叫张成的门徒上书皇帝，诬告李膺收买太学生，互相串连，结成死党，诽谤朝廷，制造动乱。
汉桓帝平时对这些动不动就喜欢指手划脚评议国是的学生们就看不顺眼，这下可让他有了把柄，于是下诏在全国各地通缉、追捕敢于反抗宦官的读书人。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官吏趁机瞎抓滥捕，一个州郡被捕“党人”多达百人。李膺等人看到这种局面，在狱中谎供许多宦官也是同党。宦官们怕引火烧身，只好劝说桓帝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禁锢”终身，永远不能当官。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是由桓帝开了口，到灵帝时演变为大屠杀的。
汉灵帝即位时才十二岁，由桓帝的皇后窦太后临朝称制。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手执权柄。窦武虽以外戚掌权，但他为人清正，忌恨宦官浊乱朝延，值此新帝即位，他想有所作为，整顿朝纲，他的这一想法与陈蕃不谋而合。
于是，两人设计铲除宦官势力，因谋事不慎，消息走露，反而被曹节、王甫、侯览等号称“十常侍”的宦官集团逐一捕杀，同时被诛杀灭族的朝臣甚多，被罢官回家的人也遍布全国。宦官在宫廷斗争中大获全胜，一下子有十七人封侯，他们眉飞色舞，弹冠相庆。可他们对回到地方上的官吏始终不放心，因为读书人把这些失败的官僚当做英雄、领袖，联合起来抨击宦官，互相激励，闹得沸沸扬扬，与朝中的宦官成了死对头。宦官们一方面让灵帝每次下诏重申“党人”之罪，另一方面加紧制造借口，对“党人”这根心头之刺，必欲拔之而后快。
公元169年，被誉为“八及”（令人景仰的人）之一的张俭担任山阳郡（今山东巨野南）的东部督邮（郡守的辅佐官，掌督察所领县违法之事），宦官侯览的家正在他的管区里。这一年侯览丧母还家，不但为其母大起坟茔，而且预先为自己建造寿冢，规模宏大，殿堂高耸，因此毁人住宅，掘人坟园，夺人妻女，罪恶滔天。此外，他还先后建造住宅十六处，雕梁画栋，楼阁相连，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这在当时也是为国家王法所不允许的。张俭依法上奏朝廷，请求严惩侯览。侯览在宫中截扣了奏章，张俭一怒之下，派人平毁了侯家的坟茔，没收了侯家的资产，又把侯家平日杀害百姓、夺人田宅之事写了一份奏章送往京城。不料，奏章又落入侯览手中。他恨透了张俭，唆使一个与张俭有私仇的小人上书诬告张与同乡二十四人结成朋党，图谋不轨。
奏章这次很快就到了灵帝那里，宦官曹节也趁机把上次禁锢的党人李膺、杜密等人牵连进去，请求灵帝惩治天下所有的“钩党”。
汉灵帝这时才十四岁，什么也不懂，便问曹节：“什么是钩党啊？”
曹节说：“钩党就是党人。”
灵帝继续问道：“党人做了什么事一定要杀啊？”
曹节回答：“他们聚在一起想图谋不轨。”
灵帝又问：“什么是不轨呀？”
曹节说：“不轨就是要把皇帝推翻。”
灵帝想了想，就糊里糊涂地同意了。
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的宦官死党就闻风而动，监狱为之爆满。李膺的朋友劝他快逃，李膺坦然地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生死有命，还逃到哪儿去呢？”自己昂头走进了监狱，被拷打致死，全家被流放。凡是天下有名气的官员和儒士，统统被宦官说咸是党人，杀的杀，关的关。有些人趁机公报私仇，陷害对方；有的官吏为邀功，故意搞扩大化，被流放、处死或免官禁锢的又有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整个国家成了豺狼横行的恐怖世界。
赶走了“不识趣”的官僚士大夫，汉灵帝感到耳根清静了，他可以纵情享乐，恣意敛财了。宦官们不但不会劝阻，还会帮他出主意，想尽花样地搞声色犬马那一套，宦官们一门心思要让灵帝玩得舒舒服服。
奴才们也喜欢这样的主子，只要你让他享乐，你任人唯亲也好，贪污受贿也好，草菅人命也好，他一概不管，万一被人揪住了“尾巴”，他还会护着你呢。主纵奴恶，宦官及其党徒可把天下害苦了。宦官王甫的养子王吉二十九岁就出任沛国相，判案标新立异，要是穷人生了子女无力抚养，就把父母双双杀掉。凡被他处死的人，都分裂尸体陈列车上，标明“罪状”，巡游各县示众。夏天即使尸体腐烂了，也要用绳子把尸骨穿起来，不游遍沛国全境不罢休。他当了五年官，竟然杀了一万多人。
汉灵帝使整个国家彻底垮掉的最“杰出”的一招就是明码标价地卖官敛财。汉灵帝出身于亭侯之家，与富有天下的皇帝相比，也曾经过了一段“穷苦”生活。所以，身为帝王的他在怕穷之余，就对金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嗜好——放在国库里的钱他觉得不牢靠，非要攥在自己手心里不可。他的母亲董太后也是出名的财迷，自从儿子成了皇帝，她不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她让汉灵帝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去搜括金银财宝，直接用车给她运回宫中。后来看油水榨得差不多了，她又给灵帝出了一个主意：公开标价卖官。
元和元年（公元178年），官职交易所在西邸开张了，价码是郡守级卖二千万钱，县令级四百万钱。从此，大汉王朝的官就明码标价地卖起来了。他们母子俩买卖做得还很灵活——有钱交现款，无钱可赊欠，到任后再加倍偿还。肥瘦不同的官职，还可讨价还价。开市大吉，生意兴隆，汉灵帝母子俩笑逐颜开。买官的人也不会吃亏，到任之后，只要狠狠搜括即可，只是苦了老百姓。汉灵帝他们才不管这些，他见买卖适销对路，急忙扩大经营：朝中三公，一千万钱一个，九卿五百万钱，如果属于按资历本该提升的，出半价即可。后来，连禁卫军的官职也上了市。到最后，除了皇帝之外，什么官都可以买到。
卖官的“国策”后来发展到官员调动、秀才授职都得到西邸讲价交钱，然后才能走马上任。有些正直清廉的人请求不再当官，却被强行派遣。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因清廉有名，被恩准特别“减价”至三百万钱。接到诏书后，司马直愤然说：“当官是为民作主，现在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满足上司的私欲，于心何忍？”他想请病假，皇帝却不准。上任途中，他写了一篇批评时政的奏章，然后服毒自杀。
汉灵帝对于用这种办法搞来的钱财，生怕得而复失，于是把一部分钱存放在宦官亲信的家里，一部分拿回老家，变成不动产。总之，这些亡国昏君总以为国亡之后家尚可保，总要移国就家，准备亡国后回家好好享受。大哲人黑格尔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类惟一可以从历史中真正学到并记住的是事情是，人类从历史从学不到任何经验或者教训。”这句有点拗口的话，也一再被残酷的历史所证明——明朝末年，早已被如虎狼一般的官吏压榨干的百姓奋起反抗腐朽统治，流民起义遍布全国。国家连年征战，国库早已空虚，明朝既没有足够的钱应付起义军，也没有余力对付兴起的满洲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要求皇亲国戚以及大臣们捐资救国，不料，应者寥寥。崇祯帝想从自己的岳父身上开刀，不料原本要求征银五万两，最后只征到九千两——即便是这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