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的智慧- 第2部分

　　荀子说：“能修明礼教的，可以为帝王；会巩固统治的，国家就强大；善于笼络人心的，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必然亡国。所以，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使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国家则有能力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的国家只会让当官的富有；而将要灭亡的国家，统治者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于是开始拼命想把财富统统据为已有，这时就会出现私人的库房、箱柜塞满金银财宝的现象。这种情况，叫做当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处漏水’。”

　　荀子又说：“当皇帝的不谈论自己有多少财产，地方诸侯不应过于在乎自己的利益，当官的不应计较自身的得失。”

　　从前，周厉王爱财，因而亲近当时建议他搞国家专卖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难道周朝的王室要倾覆了吗？荣夷公这种人，利欲熏心，不知大难就要临头了，你为什么要亲近他？利益，是世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载的公共财产，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他的生存所需，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知自己即将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国王，这样还能长久得了吗？”

　　后来，果然不出芮良夫的预料，周厉王在逼迫得国民们只能“道路以目”之后，激起了“国人暴动”，随后果真被放逐到了彘。

　　战国时，魏文侯的仓库发生了火灾。在古代，发生火灾是一件很不祥的事，昭示着上天的惩罚。于是，他赶紧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大臣们也都哭起来。这时，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道：“我听说天子把整个国家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侯把自己的领地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你现在把国家的财富都储藏在国库里，显然藏得不是地方，这种藏法，不发生火灾也要发生人患。现在火灾发生了，不过，幸亏没有发生更可怕的人患，这不也挺好吗？”

　　孔子曾经说：“老百姓富裕了，做国王的能不同他们一起富裕吗？”因此说，圣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诸侯，用他的财物赏赐功臣，不和老百姓争夺利益，算是懂得了做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原则——那就是把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做自己的来支配使用。

　　“破财消灾”的通俗道理，在这里成为一条深刻的“君道”——为人君者不应太注重琐碎的人或事，只要抓住“领导权力”这一关键性的东西，对人对事对钱财，何不放开一些呢？

　　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管理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个部门，都应“通乎用其非有”，要巧用“空手套白狼”的权术，用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恩赐下属，这样领导者的位子才能坐稳。上面所引述的《国语》中关于周厉王亲近荣夷公、好“专利”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周厉王和荣夷公不听芮良夫的劝阻，结果三年后，国人放逐了周厉王，周王室从此衰微。联系到现实，我们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很懂这个道理，他们把能不能使中国老百姓富裕起来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亡的大问题，这是非常富有远见的。在经济生活中，生意人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叫做“有钱大家赚”，而实际上许多人并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其实，只有做到“有钱大家赚”，你才有钱赚，不让大家赚，你也没钱赚——这就是“通乎用其非有”，亦即懂得如何运用不是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真正的大智慧。

　　总而言之，设立官位，分配职务，委派任命官员，监督他们完成任务；喜欢运筹谋略而不知倦怠，有宽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获得大众的拥戴；善于解决各种矛盾，消除各种隐患——这些都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治国大道。能做到这一点，文武百官就会对他既畏惧又爱戴，这就是帝王成就一统大业的根本所在。　






　
挖掘人才的优点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就该懂得这个道理。善用人的长处，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务。

　　考察、衡量人的才能，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之一。既然我们不是圣人，谁又能通晓各行各业，懂得天下各门各科的理论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何况一般人不能和这些人相比，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根据人的个性及其相应的长处和短处，刘邵的《人物志》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在处理琐碎小事时容易犯粗心大意的错；严厉亢奋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宏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无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帝王统治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迂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奢侈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入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太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同理，在用人方面也是同一个道理。

　　从前，商朝贤相伊尹在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膂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春秋时，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即法官）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

　　张良的师父黄石公说：“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里这样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方面的才能都会存在长短不同的现象，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

　　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曹操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用人观可以总结为：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

　　由此看来，如果当年刘邦让韩信当谋士，让叔孙通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这一原则，做帝王的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晋文公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

　　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高尚的人职位应该高；战乱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应该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秦朝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侍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笼络人才。”诸葛亮所做的这些总结，就是用人的艺术。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突破道德的屏障，因为这一标准有它的合理之处，无论怎么说，品德总是用人的第一标准。但是，“第一”并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论，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长处，或者是选拔任用了有德而无才的人，对任何一项事业都是有害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