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的神秘棉纱- 第4部分

　　　　主持人：对。　

　　　　彭培根：那个时候就是用网架觉得很新鲜，很简单，这是现代建筑之一。　

　　　　主持人：北京的京津塘高速公路当年还是北京周边第一条公路，收费站也是第一条。　

　　　　彭培根：但是北京机场高速公路收费站，做得很有北京这个的地方特色，但是最重要的交通标志灯太小了，一个箭头你走这个道，假如有太阳光照上去，哪一个道能走，哪一个道不能走，根本看不见，被很多五颜六色给淹没了。这应当把灯改至少比现在大四倍，老远就能看见。　

　　　　主持人：好，下面哪位观众想发言，可以举手示意我，我们的话筒　

　　　　观　众：我想向彭老师请教一个，就是最近几天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11号美国的世界贸易中心被炸了。它这个楼是高411米的一个高楼，并且被毁坏的程度比较严重，伤亡人数也比较多，那么，通过这个事件，就是对于中国的建筑师是否能够对于以后的设计，是否会少设计，甚至说不设计这种四百米或者三百米以上的高楼。因为有一点我知道，世界贸易中心是在二战之后建的。它是在1976年建的，那么说呢，它已经是和平时代建的。那么说，我们以后对这个方面会有什么想法，是否跟您的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关联，或者说您是否会对于您以后的思想有什么影响？　

　　　　彭培根：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有一些建筑的老前辈，以吴良镛先生，还有周干峙前任，就是前副部长，他们这些建筑专家已经呼吁了很多年，应当有十几二十年年吧。就是说不要往高层发展，安全是其中一个，你看欧洲的城市，它都是一条街一样高，香榭里舍大道法国的这个，旁边都是八层楼，英国也是，刚才照片里面有，都是八层到十二层楼，都是这样高，它这个容积率并不小，假如一条街都是这样的话，没有必要非要集中这里，跟民族性一样，都想当世界第一。那么，前一段不是说我们中国还想盖两栋500米的大楼吗，我觉得，假如吴良镛先生跟周干峙副部长，两个都是双院士了，他们的话假如平常有人听到十分之一，就能够像欧洲这样子发展多层的高密度，因为都是这样的话，飞机来你炸哪一个，你撞哪一个，因为你撞的话，也就是五六七八层，巴黎跟伦敦都是突然来了一栋，平地一声雷，来了一栋到两栋高楼，结果一看不得了，犯了错误，从此以后，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这个都是发展过程，我刚才讲两面剑，就是那一面所产生的副作用，假如能够听到这些老前辈，不用我来讲，只要这两位院士，等等还一大批人，都在呼吁这个事情，但是就是没有人听，那么，我们刚才说在德国建筑师是一个文化的带头人，中国建筑师是在中国是领导的绘图人，就拿着你的手，你愿怎么画怎么画。　

　　　　主持人：好，下面再看看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叫“丢了球鞋捡起了你”，他说，我爷爷曾经告诉我，永定门古代的时候是大粪车出入的地方，但您却极力向北京，极力的提议，把奥运会场馆建在那里，为什么？另外我发现，极力反对在人民大会堂后面建国家大剧院的时候您是组织大家一起签名反对，但这次反对在北城建奥运村，您却是单枪匹马，您不要命了吗，告诉我，您的想法是什么。　

　　　　彭培根：这个永定门的确是出入粪车的地方，但是因为是新中国建国以后。发生了几次大的爆炸和燃烧，于是乎把这些易燃然易爆的化工厂等全部放在永定门以南，于是阻碍它这五十年的发展，我写了一个建议，希望能够借助奥运的机会，把这个世界贸易中心，或者哪个科技展览中心，或者北京的第二个飞机场作为核心来推动南城的发展，借此来平衡北京市的贫富不均，那么，北京市听说前段时间开了一个经济工作会议，也有以前的老领导参加完了会议，告诉我，你写的文章，起到了良性的促进作用。北京市把未来的“十五”的经济工作规划，开发南城跟平衡北京市的贫富不均，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有人说了，纽约最发达国家都有贫民区呀，为什么？那你要知道，中国应当是后来居上的。中国几千年里面，大概有一千多年，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所以说恢复原来的样子，我们一定要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不要去，它有一个贫民区，我们也有一个贫民区，那么你开发大西北干吗。你既然要开发大西北，你就要把首都最穷的地方平衡起来。　

　　　　主持人：他还提到了签名的问题，说反对国家大剧院的时候好像一百多人签名吧。　

　　　　彭培根：他弄错了，实际上组织的前面，这几位老前辈，当然吴良镛先生他是在院士里面签名，他是评委会主席，然后跟关肇邺院士还有（李道增，何祚庥），这些院士，他们签了五十名，建筑师这批人，是另外老前辈，像刘小石，原来是规划局的总工程师，还有沈渤，原来是北京设计院的院长，他们来组织，我是后面的拉拉队，我不是一个组织者，我是跟在后面积极参加的拉拉队。　

　　　　主持人：这个得赶快告诉他，万一出了点什么事，找您算帐。　

　　　　彭培根：然后这里面，光北京设计院的院长，以前当过的院长，大概就有三任都签名了，还有建设部设计院前任院也签了名了。那么里面，他们说反对的都是保守的老头子，不是，在座的有一位，也是在里面曾经签过名，三十多岁的年轻建筑师。　

　　　　主持人：您也签了名吧。　

　　　　彭培根：我也签了名。　

　　　　主持人：我想让您给一个简单的评价，好多人说那个东西连鸟窝都不如，是一个半拉鸡蛋躺在人民大会堂的在后面。　

　　　　彭培根：因为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不能用过激的语言。我们就拿几个老前辈说的，像贝聿铭大师，他是我的师伯，师叔，在我的记忆中，他八十多岁，建筑生涯，从来没有说是批评过别人的建筑，他都是自己埋头做自己的，这个他提出来，这个题目出错了，不应当是四个建筑放在一起再盖一个大屋顶，你看我们的这个林肯中心，还有肯尼迪中心都是各走各的路，是一个开放的广场，吴良镛先生跟他的观点一样，他们都想到一块去了。而且吴良镛先生提出来，这个音乐厅和歌剧院可以合在一起，因为上海大戏院就是这样的。因为现在高科技，可以把电声和人声，屋顶的有一些部分，还有旁边的墙，根据声音随时调整。这样的话，以前不能做到的事，因为歌剧有歌剧的需要，音乐厅有音乐厅的需要，通过高科技可以把他，完全可以省钱的，为什么不能省？所以说我们要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最争议的问题，这样就容易把死结解开。　

　　　　主持人：据说现在的造价是一个座位就相当于一辆在中国买中国价钱的红旗汽车。　

　　　　彭培根：当然也有人说那是不对的，说是只有26亿。实际上，整个地下室，是最贵的地方，四五层的地下停车场，还有一个　拆迁费，全都算北京市了，等于一个人两个口袋，都是国家的钱，这边口袋不算，光算这边是不行的，这个应当要实事求是来算这个钱。　

　　　　主持人：好。下一位网友叫“一只忧郁的狐狸”，他提的是手机问题，他说老怪物辜鸿铭说过，一个国家文化的成果最终体现在他能熏陶出怎样的儿女，而建筑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您能不能告诉我，设计出怎样的建筑去熏陶中华儿女，才能把他们熏陶得在上课的时候，和看电影的时候把手机关掉，这一年，在公共场合开着手机振铃，并且旁若无人地接打，已成为中国一大新的公害，您作为建筑师，有什么新想法和好办法？　

　　　　主持人：最简单的办法。　

　　　　彭培根：很难把他们联在一起。　

　　　　郭宏明他就说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人的精神》这个CHINA　MAN，是西方人看不起中国老的，他就写中国老应当是什么样子。中国人，他认为一个文明熏陶出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整个的综合的一个素质，所以建筑物，我觉得大型的公共建筑，对人的熏陶是很重要的，比如我讲的机场，将来2008年要做人文的奥运，下了机场以后不知道是到了哪个国家了，现在的飞机场，当然比以前不一样，上海、南京都是这样的，等于说买了一套皮尔卡丹的西服穿在身上，一个成衣，觉得比以前已经是鸟枪换炮了。但是华人，还有别的国家的人，来了，觉得你这个机场怎么。。。。。。现在北京市的领导已经提出，民航领导已经提出来，要把北京机场做一个室内装修的文化大包装。我希望这些文化大包装，不要变成一些景泰蓝，或是买了一些字画，虾米、白菜的画挂得一墙，要从骨子里找出来，一种文化的内涵。　

　　　　主持人：一提文化熏陶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内地的街道都非常宽广，便道也修得很好，在香港街道都很窄，便道也是大家急匆匆走路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地方城市文化非常不一样，在北京乘凉的人比香港多多了。　

　　　　彭培根：是，主要是一个交通管理的问题，道路不在宽，就是你的要做得多，你像你打开欧美国家的地图，仔细看的话，它这个棋盘上，差不多不会超过150米，就是它的交通，一个作为国际大都会，基本条件，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的基本条件，你的城区道路覆盖面积，道路在城区里面至少25％，现在北京大概只有14。5％，别看盖了这么多路，那么，全国最高的，应当到现在还是大连，16％左右。所以，你出去开车觉得堵车，中关村这边为什么那么堵，北大、清华，两各大的这个，什么车都不能进。然后，结果中关村南北到上地信息产业，变成了一个中关村的大峡谷，所有的车全部从这儿边走，根本走不动，本来有一些国际前五百名的一些大公司的总部准备设在中关村或者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