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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济方面的变化，是信息与通讯革命。我们可以想一想，1978年的时候中国有几个电视台，一共是93个广播电台，电视台就更少了，电视台当时只有32个，32个电视台不是全天播的，一天播几个小时，每个电视台就一个频道，现在怎么回事？现在是360多个电视台，一个电视台可能有十个频道，五个频道，八个频道，这个没法比，平面媒体也是一模一样。然后还有通讯手段的革命，中国1978年的时候，全国有192万电话，当时打电话是非常非常麻烦，那时候是传呼电话，你住那个楼，你的传呼电话在这，老太太拿着喇叭喊，几楼几号的下来接电话了，是那样接电话的。家里有电话的人是极少，绝大部分是办公室电话。现在中国的电话拥有量，我们以前想，可能很难增加，现在中国电话拥有量，手机好像是世界第二，固话可能已经是世界第一。通讯变得异常的方便，然后加上互联网每年都是非常高的增长速度，现在互联网用户中国已经是第二，很快应该变成世界第一，这就使信息的流量加得非常快。那么信息流量对改善我们生活，使我们生活便利，使我们了解世界各种情况很有好处，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问题，你们也许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就是Joseph Nye，以前当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现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他讲美国力量强，强在哪，不是硬力量，而是软力量，不是hard power是soft power，软力量是什么？好莱坞的电影，CNN的24小时新闻，这些是软力量。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软力量就很麻烦了，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强国，不仅仅是理论，经济增长率是多高，还有你的软力量有多强。在开放条件下，我仅仅举这个例子使政府要做这件事变得异常的困难。
那么讲了这么多的话，我们可以有这么几条小结，就是在这第一方面，改革改变了我们周遭的一切。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和改革以前大不一样，那么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以后，如果你们学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都会知道一个（概念），别的都记不得，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个是有道理的，这些都发生变化以后，政府治理国家的这种模式，以前的模式过时了，新的模式就得出来，没出来就会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批人，刚刚出了一本书的标题叫做《第二次转型》。我们第一次转型是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要从搞阶级斗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社会上有大量的矛盾，我们现在提出来要进行第二次转型，要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完全准确，所以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王绍光：那么面临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带来的种种挑战，能不能实现良治？中国能不能实现良治，良好的治理，如果要实现良治它的制度基础是什么？我们通过两年的研究，比较了国内外和历史的经验，我们总结良治有八项制度基础。我不能详细讲，我就一样样简单的介绍。
第一方面，强制能力。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特征，这不是我说，西方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会告诉你，最基本特征就是有强制能力。对外要能保家卫国，保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对内要维持社会秩序。强制能力，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第二叫汲取能力。保家卫国和维持社会秩序是很费钱的事，你要养军队、养警察是很费钱的事，这就需要你有税收。另外，国家的每一项事，国家的任何职能都需要公共财政来支撑，教育也罢，公共卫生也罢，道路的兴建也罢，都需要公共财政支撑，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从社会汲取足够的财政收入，它就不能做事情。
第三叫濡化能力，或者叫教化能力。中国社会是非常讲究教化的，从孔夫子的时候就开始讲教化，这个教化使大家把一套价值观念内化，变成你自己的行为，这样治理国家比较容易，仅仅靠军队和警察的暴力来治理国家，成本昂贵，所以每个国家都要有这个教化能力。教化能力我们强调两样东西，第一个叫国家认同，就是你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人，绝大多数95％认同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第二件事就是要有一套核心价值，你不要看美国、西欧那些国家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的多元，但你看那个根的话，他们都有一套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所认可，有了这套核心价值的话，大家如果内化这套核心价值，你的行为就会自我规范。所以，这两样东西都需要教化，国家要有这方面的能力。
第四个方面，监管能力。这个濡化、教化是讲人们用自己的信念自我管理，监管是讲要规范人们的外部行为，就是你自己的行为，不是你怎么想，而是你怎么做。那么监管呢，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管必要，我们可以想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但我把它归纳为两个理由，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叫做信息不对称，我刚才已经讲到了信息不对称；第二个观念叫权力不对称。什么叫权力不对称呢？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老板跟打工仔，权力就不对称，打工仔希望工作条件好一点，老板为了节约成本就不愿意改善工作条件，我们最近老听说哪个地方矿井瓦斯爆炸了，哪个地方矿井冒顶了，就死人，这个条件改善不了，因为有一个权力不对称。
统合，是下一个。统合是指什么呢？就是政府要能管住自己的人，管住自己的工作人员，也管住自己的国家机关，使他们能够做到工作人员要非常专业化，有专业知识、专门训练。国家机关要统一协调，如果国家机关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这国家就乱了，每个单位可能都很有权力，但整个国家就乱七八糟了，所以要有统合。
第六个方面，再分配，再分配是指国家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对稀有物资进行权威性的调配，稀有物资最重要的就是钱的调配。它的目的很简单，一方面，要保证社会中所有人的经济安全，就是基本的温饱，要保证。第二方面，要缩小社会中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我没说消除，我是说缩小，缩到多小，要看这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但是这都需要再分配，
那么第七个和第八个方面把它一块儿讲，什么叫吸纳？这个词也许不太准确，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讲，社会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势力，政府应该有能力把所有的社会势力引导到制度化的渠道里边来表达意见、参与政治，不要让它在体制外去表达意见，参与政治，因为那样就乱套了。不要用非正规的方式，示威、游行、烧车那样的方法来表达。但它的前提是政府要有制度内的渠道，你没有这个渠道的话，它很可能就用制度外的方法来表达了，这是叫吸纳的能力，你要有能力吸纳就好了。
整合是什么意思呢？社会各个团体他这个意见表达了，他也参与了，但他们的意见是很不一样的，是互相矛盾的，你要有一套机制，使他们互相矛盾，甚至尖锐冲突的要求，能够得到协调，加以整合，最后变成政府的公共政策。
就是这八个能力，我们是通过对世界各国历史，我们叫做国家基本制度，不是所有的制度，但这基本的制度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其它的东西都免谈，都不行。好，这八个能力方面，前三个是所谓的近代国家，就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以前的国家都具备这些东西，后五个基本上是二十世纪以后的现代国家必须具备的能力。
那么最后我就讲一讲，为什么在中国目前进行能力建设或者国家基本能力重建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的那一套国家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可以治理当时的中国，但是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那一套在今天就不适用了，就需要有一套新的治理方式。由于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我觉得是比较滞后，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八个方面都有问题，但我今天仅仅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强制能力的问题。我们的国防实力跟自己比加强了，但是你拿到国际上跟别的国家比，尤其是跟我们的邻国，可能对中国有这种威胁的国家比，我们相对能力不是加强了而是下降了。这张表格你看，1960年——2000年中国、日本、印度、美国，我们跟美国的差距一直很大，但是你看，1960年的时候，日本跟印度跟中国的国防实力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到2000年他们几乎已经接近中国的能力，如果中国再不注意，很可能就赶上了。为什么中国在八十年代能力下降呢？很重要是当时军费给得比较少，财政拨给军队的军费大概能保持60％的开支。所以小平同志讲，军队要忍耐，结果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