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那这里面又有一个新的名词出现，就是“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或者说中国的哲学和哲学在中国。这个所要表达的分别，跟三十年代表达的“的”和“底”是一样的。那么三十年代他们用的，象冯友兰先生用的那个“的”和“底”的用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用，也有些人“的”和“底”是反过来用的，但是以后呢，现代汉语慢慢变化了，不管哪一种用法，他们的那种区分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他又用新的语言来作区分，就是用中国哲学或者中国的哲学，表示有中国性的，表示有中国性的哲学，那么另外一种，叫做哲学在中国，照他来看，就是有两种，我们做哲学工作有两种，就是我们中国人做哲学工作有两种，一种我们做的叫做哲学在中国，那么这里面呢，不是刻意地去凸显，去表现，或者去继承，或者去发扬，那么跟中国哲学、古代哲学的资源有密切关系的，这个方向。那么另一方面是中国哲学，或者叫中国的哲学，那么这个方向呢，它是继承、发展，当然也有改造，跟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有密切关联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是他到晚年提出的，就变成“的”和“在”了，不是“底”和“的”，而是“的”和“在”，中国哲学，中国的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做这样的分别。那么这里表达的同样是，所谓哲学，中国哲学或者中国的哲学，这里面所凸显的中国性，其实就是个民族化的问题，这个民族化就是跟中国文化的传统，跟中国哲学的，古代的传统有密切联系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我刚才讲，我们要以冯友兰先生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前面都涉及到他，那么他自己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册，我们就看到，他说，中国需要现代化，哲学也需要现代化，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他指出来，他说，他自己所谋求的，所致力的是作一个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就是他要作的这个哲学，一方面是一个近代化的哲学，一方面呢，又是一个中国性的哲学。那么要做这样一个哲学，他指出来，做这样一个哲学，不是凭空，我们没有任何基础，一下子就可以做出来，就是一定要跟传统有一个接续的关系，你这个中国性才能表现出来。那么另外呢，你如果仅仅是跟传统接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那不是近代化。所谓近代化呢，一定要引进西方的和世界其它的这些文化哲学资源，来重新了解、分析和构造我们的中国哲学。那么这是冯先生他自己一个追求。那么这个目标，这样一种工作的方式呢，他有时候用另外两句话来区分，来表达，他习惯上，是什么话呢？就是“照着讲”和“接着讲”，他喜欢用“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个话来区分，照他来看，照着讲，是保持中国性的一种方式，比如，古人怎么讲，我们也照着这个讲，那么这当然是一个中国性的表现。那么可是这个照着讲呢，它不是一个近代化的东西，那么只是重复古人，再现古人的讲法，这个不是冯先生的工作目标，所以他讲，我的工作目标是要采取接着讲的方式，那么什么是接着讲呢？接着讲就是一定要接引西方的这些的文化资源，对中国的传统的资源进行分析、重建，这样一条工作。所以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个分别，我们习惯上呢，是把它作为说，照着讲就是不发展，接着讲就是发展，这个解释呢，是单一了一些，就冯先生的意思不止于此，就是冯先生不只是强调说哲学不能够故步自封，还是要发展，有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个不同，那么冯先生讲的照着讲和接着讲，里面包含着近代化和民族化的统一这个问题，以前这个大家没有很好的注意。他说，只有用西方的哲学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中国这个哲学资源，这个才是接着讲，所以冯先生他讲的接着讲，他不仅仅是说要发展，而且包含一个学术转型，不仅要转型，又在这个转型里面，要保持中国性，发展这个中国特色，中国性。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冯先生的一些努力吧。
那么哲学的这个民族性呢，怎么体现，或者有什么地位？他认为呢，可以说，用两个方面来讲，来表达，一个叫做“就哲学来说”，一个叫“就民族来说”。就哲学来说，他说呢，就哲学来讲，就是把哲学作为一个普遍的学科，普遍的一个类型的学问来说，那么各个民族的民族性的特色，在这里面是一个外在的形式的因素。可是呢，如果我们要就民族来说，那就不同了，比如说，我们就看爱因斯坦这个个人，那他长的什么什么样子，他的性格如何，甚至他的口音，他的各种爱好，都是这一个人区别其他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特点。所以哲学也是一样，哲学的民族性也是一样，照冯先生讲，如果就民族来说，一个国家的民族的哲学，它能够提供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民，给他一些非常重要的，而别的东西，别的民族的东西所不能给予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满足，和精神上的愉快。他甚至提出来，包括能够促进这个民族的精神上的团结。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哲学的这种民族性，就不是可有可无，外在的东西了，就变成这个民族生存，它的精神生活，在精神上存在的重要的条件，变成相干的，内在的因素。那么这个民族性，就形式上的体现两个方面，一个呢，它的讨论是接着这个民族的哲学史来讲的，这是它体现它民族性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它的民族性体现在，它用它自己这个民族所熟悉的，跟它的这个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的语言来讲述的，那么如果你，讲哲学，你是接着西方哲学来讲，不是接着中国自己哲学问题来讲的。那么这个呢，就不能体现这个哲学的民族性。那么这种接着讲，不是冯先生所讲的那种接着讲，所以冯先生所讲的这种哲学的民族性的接着讲，他是讲，你要接着中国这个文化的传统，中国哲学里面传统的这些问题来讲，那么这个叫做中国性的这种哲学。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了，就是说冯先生这些思想呢，有的刚才我提到表达，特别是说，他说这个哲学的民族性的表现，能够促进这个民族精神上的团结，给这个民族以它自己别人所不能给予的一种满足，这个话当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讲的。今天呢，时代是不同了，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民族性的问题，传统性的问题，现代性的问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来看？那么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前面所提到的这些问题的互相的连接。那么我想这里面仍然可以提到冯先生在谈到民族哲学的时候，它的一个别的区别，“程度的不同”和“花样的不同”。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另外也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盛行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怎么看这个问题，冯先生当时呢，应该说他有一些先见之明，或者他接触过这样的课题，他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广义地看文化，文化的这种冲突、变化，这种情况来讲，他说文化的这种差异，和对待差异，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和不同，一种呢，这个文化的不同呢，是属于程度的不同，那么这种程度的不同呢，应该把程度低的改进为程度高的。比方说，牛车和汽车，牛车和汽车这个是程度的不同，那么牛车
呢，就应该改进为汽车，这是文化的程度上的差异，那么这里面，现代和全球化非常有意义，我想我们这一个世纪以来做的工作，都是很重要，要谋求这个东西。另外，他说，有些东西呢，文化之间的差异不是这种程度上的不同，是什么呢？是花样上的不同。你喜欢意大利歌剧，那我喜欢京剧。你喜欢吃这个烤猪排，我喜欢吃酸菜鱼，变成这样，变成一种文化的花样的不同，这种花样的不同呢，照冯友兰先生的看法，花样的不同，不是程度的不同，所以不存在哪一方面要改进在哪一方面，这是一个互相对话，互相理解，那么当然，也可以相互吸收，相互学习，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照冯先生的这个看法，我们对全球化也可以说有类似的看法，凡是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促进，能够使我们这些程度低的改进为程度高的东西，那我们要举双手欢迎全球化，促进全球化。但是如果全球化同时带来一种危险，会消解一切民族文化，把一些地方性的民族文化全部拉平，那么这样的倾向，我们在欢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有所警惕，我们也要注重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危险面前，怎么样能够注重来发掘和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性，用我们自己的身份来讲，中国性这个问题。
刚才我讲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但是我的主题呢，因为时间的限制，和我个人研究的专业方向，我们是侧重在民族化这个方向。那么由于强调民族化呢，我们比较注重中国底哲学和那个中国哲学，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说哲学在中国，我们中国人做哲学，只能发展这种，不是这样。那么哲学在中国这个方向，我们同样也要大力发展，要继续发展。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在继续促进现代化、全球化的同时，我们觉得这一个方向应该受到大家较多的重视，我们要重新挖掘和总结二十世纪那些自觉地寻求哲学的中国性的重建，这些人，我们要总结他们的工作，看看他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有哪些思考，那么这些思考有没有什么道理。那么我们当然看到，在这一支发展中，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象我们刚才提到的冯友兰先生，那么在冯友兰先生之外，也有其他的许多先生，比如说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以及所谓有些新儒家哲学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它跟冯先生的工作可能不太相同，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几位先生，他们可能不是说